羊城晚报记者团队由文艺、黄宙辉、梁善茵组成,实习记者许顺瑾参与报道,同时有粤文旅宣提供信息支持。
前阵子五月，盛开的凤凰花把一座百年老祠的照片传遍了广州人的社交平台。照片里，像火一样热烈的花朵和青砖灰瓦的岭南式样交相辉映，构成了一道别致的南方景致。
许多人都留言打听位置，这座古祠堂其实就在广州市内，具体是在白云区龙归街南村村的周氏大宗祠，始建于明末清初，现在因为社交平台的大力宣传，众多市民游客和摄影爱好者都赶过去拍照留念
在广州这样一座现代化都市里，随处可见类似周氏大宗祠这样的古老祠堂，它们紧挨着寸土寸金的写字楼，也坐落在新建的居民区中，更隐藏在充满生活气息的小巷深处，毫不稀奇。随着社会建设的不断推进，这些古老的祠堂依然坚守在原来的位置上，默默守护着人们心中的那份情感，维系着大家对故乡的思念。
当地居民习惯聚在一起生活，每个家族都设有祠堂。自古以来，岭南地区非常看重家族观念，祠堂建筑被当作联系族人的关键桥梁，在广东更是到处可见。如今，全社会都在关注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延续，文旅融合、“百千万工程”等政策不断推进，这些古老的祠堂又受到了广泛关注。
最近，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南方智库专报》刊登了韩山师范学院刘茂军教授撰写的《关于广东省祠堂保护利用的建议》一文，引起了广泛关注。如何让祠堂在得到保护的同时，能够更好地发挥其作用，从而让这些建筑焕发新的生命力，正成为主管部门和相关人士深入探讨的议题。
因此，自6月6日起，羊城晚报专门策划并推出了“粤祠流芳”系列报道，集中关注广东省内古祠堂的保护和利用情况，实地探访岭南地区那些令人自豪、引人入胜的著名祠堂，从中领略传统文化的新活力，共同探索古老祠堂如何与现代社会和谐共存、持续发展的新思路。
文脉现状
广东省祠堂建筑约有2.3万座
祠堂文化体现了根源性意义。广东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朱雪梅教授，多年投身于岭南古村落文化的守护工作，她指出，这种文化源自农耕社会，最初在北方中原地带形成。
她说明，人类以耕作为生后，聚落形式便应运而生。为了防范来自其他聚落或自然界的风险，并争夺更优越的生存资源，群体间的团结必须持续增强，祠堂中供奉的先祖便是大家共同认可的标志。祠堂是宗族最为团结的体现，被看作是至高无上、不容亵渎、决定家族兴衰的核心场所。
古代时，众多北方民众因躲避战祸而往南迁移，翻越过大庾岭抵达岭南地区，在珠玑巷稍作停留，随后又继续向南迁移。这些新来的移民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以家族为单位聚集居住，也将祠堂文化以及中原地区其他优秀文化等带到了新的居住地。可以说，每一座祠堂都承载着一个家族千百年来迁徙与发展的历程。朱雪梅对此表示。
广东省祠堂数量众多，现存大约有2.3万座，这一情况在《关于广东省祠堂保护利用的建议》中被提及。作者参考了众多原始资料，对省内祠堂的当前状况进行了研究，并就祠堂的可持续运用提出了若干方法，这一观点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人类天生爱探究根源，祠堂便回应了“我来自何处”的核心疑问。朱雪梅认为，如今我们之所以要保护祠堂，正是因为它当初兴起时就致力于解决这个根本疑问。
清代是广东祠堂文化的鼎盛时期
历史文献表明，“祠堂”这一称谓最早见于汉代，亦称家庙、宗祠。然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只有帝王和士大夫才有资格建立家庙以祭祀祖先，普通民众则不允许设立祠堂。
据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冯江分析，民间宗祠得以获得官方认可的关键时刻是明嘉靖时期的“推恩令”，众多祠堂都是依照这项政策而建造的。
嘉靖十五年十月份，礼部尚书夏言上书嘉靖皇帝请求施行恩典，以便放宽官民祭拜祖先的条例，这个请求得到了皇帝的应允，这一政策在历史上被称为“推恩令”，同时它也被看作是对民间敬奉祖先并建立庙宇的一种认可。从此以后，岭南地区掀起了建造祠堂的第一个高潮。
每千户人家，家族就建有几十座祠堂。一些人口较少的姓氏，即使单家独户，族人不足百人，也往往有几座祠堂。明末清初，知名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这样记述当时祠堂的普遍情况。
朱雪梅表示，一个家族安定之后，祠堂的看管作用会逐渐明显。过去人们只求生存，如今要思考更长远的目标，怎样才能生活得更优越。所以，祠堂除了用来供奉先人，也成了家族成员解决内部问题的地点。
广东省文物局编纂的《广东文化遗产——古祠堂卷》有记载，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广东登记了不少明代祠堂建筑，这些祠堂建筑或是部分构件为明代所建，或是整体建筑保留有明代特征，大约有500座左右。
清代祠堂建筑数量最为庞大，总数超过六千座，占广东省所有登记祠堂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因此，这一时期无疑是广东祠堂文化的主导力量，也是祠堂文化发展的顶峰阶段。
12处粤祠文物建筑被纳入国保单位
祠堂大多由整个家族合力建造，展现了当地建筑技艺的顶尖水准和卓越品质。朱雪梅曾参与过广东省内许多座古老祠堂的紧急保护及修复工作，这些祠堂所蕴含的建筑艺术往往让她感到无比惊叹。
广东省内各地普遍存在祠堂建筑，根据文化特色，这些祠堂能够划分为广府祠堂、客家祠堂、潮汕祠堂这三种类型。许多广东的古老祠堂，由于它们保留着较高的原真性，并且艺术成就突出，因此被当作文物建筑来加以认定。
消息来自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目前广东省内登记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131个，祠堂类别的文物建筑有12个；省一级的文物保护单位有887个，祠堂类别的文物建筑大约有120个。
当前，包括《广东省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行动计划》以及《广东省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行动计划》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性文件相继颁布，同时《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若干措施》和《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与考古工作的意见》也相继问世，这些举措为地方文物管理部门有效推进祠堂等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与利用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
广东还拨付巨额财政款项用于祠堂建筑维护工作。根据消息，从2020年至今，中央及省级财政累计投入资金约5400万元，用于支持46处祠堂文物建筑的修缮项目。这些重点工程涵盖了刘氏家庙的修复、陈元公祠的翻新、文祐王公祠的加固以及罗氏大宗祠的重建等。
祠堂是非遗保护与传承的重要载体
祠堂融合了敬奉先祖的思想，还包含了科学技艺和艺术欣赏的元素，因此它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历史价值。祠堂既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文物，也是传承和发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所在，同时还是一个重要的活动空间。
据记者了解，广东省公布的816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之中，包含许多民俗类项目，例如斗门赵氏家族祭礼、凤阳宗祠祭典、灯杆彩凤习俗、下沙祭祖等，这些项目都依托祠堂开展活动。
一些有代表性的活动例如民间信仰的盘古王诞庆祝、端午节的龙舟竞技、元宵节的舞龙表演、陈山的香火龙仪式、洗佛节的宗教仪式、厚街的舞木龙活动、七夕节的贡案供奉等，这些都需要在祠堂里举行相关仪式。
省内各地普遍存在的祠堂，收藏了众多木雕、嵌瓷、砖雕、灰塑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实体，这些实物对于维护传承并探究相关非遗的历史背景与工艺特点，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人士透露，广东在维护祠堂建筑的同时，也着手研究其历史与艺术价值，归纳并延续修缮期间的各类技术，诸如己略黄公祠的木雕技艺、从熙公祠的石雕技艺等。研究这些宗祠建筑遗存的建造技术和施工方法，有助于推动未来相关维护工作的进行，同时可以促进宗祠的建造风格和工艺水平得到传承和提升。
保护广东祠堂，让传统文化不再空洞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黄宙辉
2023年7月至2024年3月期间，刘茂军率领其研究团队的学生，前往广州、潮州、梅州等多个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共计探访了128座祠堂，同时借助文献资料和政府官方网站等途径，全面掌握了广东省内祠堂的整体情况，最终撰写了《关于广东省祠堂保护与利用的若干意见》。
这份调研报告价值很高，它呈现了广东祠堂所蕴含的特别文化，以及它们当前的境况，促使大家不忘家乡情结。
祠堂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刘茂军担任韩山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并担任教授职务，主要负责小学教育专业相关事务。为了让即将从事小学教育工作的学生们能够深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知识，该专业特意安排了“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这一课程。
笼统地谈论传统文化，会显得十分空泛，学生难以产生真切体会。刘茂军来自辽宁，他观察到广东地区祠堂数量非常可观。在他眼中，祠堂确实是承载中华传统文化的关键所在。祠堂文化本身就属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范畴，并且具有传承这一文化的实际作用。祠堂的优良传统，同我们国家的核心价值理念，有不少共同点，或者说是高度一致的。
学生们明白了祠堂文化的价值之后，在将来他们从事小学教育工作时，能够引导更多学子重视祠堂文化，延续我们宝贵的民族遗产。秉持这个目标，刘老师组织并开展了一项针对广东祠堂的考察活动。他领着学生们逐一回到各自故乡，比如广州、潮州、惠州等地方，逐个探查当地祠堂，仔细考察并记录了128座祠堂的历史沿革、建筑特色、文化意义、维护现状等真实资料。
打捞历史势在必行
经过一番考察，广东省内保存的祠堂数量极为可观，粗略估算达到两万三千处之多。其中，广府地区的祠堂大约占去了百分之六十九，而客家和潮汕地区的祠堂合计约占百分之三十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单单广州市境内，就拥有大约一千三百座具有历史价值的祠堂建筑。
考察团队实地探访后发现，广东省内各处宗祠在进行修缮与功能再利用时，普遍遭遇了人员流失、功能偏离或风格单一等困境，部分宗祠还面临着破败、闲置或长期无人居住的状况。全省范围内，状况完好的宗祠大约占四成九，损坏严重的约占两成二，大约十分之一正在进行紧急修复；同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宗祠的实际使用率出现了下滑。
宗族制度逐渐式微，社会观念随之转变，广东省内众多祠堂的修缮与维护陷入困境。刘茂军向笔者透露，许多地方遭遇经费短缺、管理松懈等难题，无法实施有效守护，部分祠堂甚至被挪作他用。广东的古祠堂承载着倭寇入侵的记录、家族抵抗的历史、私塾传承的脉络等丰富的文化内涵，亟待系统性的挖掘整理。调查期间，不少受访者表达愿望，希望祠堂的历史与文化获得官方及社会各界的关注，让更多人了解。
希冀全粤祠堂申报世界遗产
经过考察，考察团愈发清楚祠堂的不可或缺性。祠堂，作为维系散居海外华人同乡情谊与故土的桥梁，是他们的心灵寄托，是“不忘本”的核心精神家园；即便在当下基层社会和谐建设里，依旧具备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寰球文化版图中，也是一种十分特殊的文化景观。他们觉得，妥善保存并运用这些宗祠，对于传承和弘扬华夏传统文明，让都市留存印记，使民众怀念故土等，都有重要价值。
这份调研报告就广东祠堂的保护和运用，给出了若干想法，诸如：要建立完善的祠堂维护机制；应优先对那些亟待修复的祠堂进行抢救；要充分运用祠堂的文化价值，尝试构建“祠堂与文化相结合”的新模式等。在这些建议中，报告尤其强调要努力促成各地祠堂被纳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同时也要积极争取将整个广东祠堂文化体系作为项目，申请成为“世界遗产”。
刘茂军对此说明，广东祠堂整体申请“世界遗产名录”并非根本目的，而是采取的一种方法，目的是促使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关注祠堂的保护工作，并且继承祠堂文化。
古祠堂牵系着岭南文化的“根”和“魂”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文艺
广东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朱雪梅多年来一直投身于古村落文化的守护与探索，三十余载辛勤耕耘，她的身影遍布粤地各处村落，对于宗祠文化的保存和生机勃勃的延续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对她进行了深度对话。
岭南文化就像一块“活化石”
羊城晚报报道，广州城区内祠堂建筑分布广泛，几乎处处可见，这种景象的形成，其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朱雪梅表示，这反映了广东人对于祠堂传统的珍视和不懈追求。自古以来，许多中原居民由于战乱或饥荒而迁往岭南，面对陌生的环境，他们选择聚族而居，同时怀揣着对故土和先祖的思念，常常建造祠堂来加强家族的认同感和团结。五岭山脉阻断了与外界的连接，导致交通困难，使得岭南地区受到外界的影响较小，岭南人得以保存许多传统习俗和方言等文化遗产，许多研究者常将岭南文化称作汉文化的“活化石”。另一方面，近代以来，许多离开家乡到海外谋生的广东人，往往怀有更为深厚的家乡情感。对他们而言，祠堂是心灵的依靠，是“本源”和“精神”的象征，因此他们非常积极地建造祠堂。
此外，祠堂的所有权通常由众多族人共同持有，产权关系错综复杂，这也是古祠堂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得以保存下来的一个因素。
羊城晚报：在现代生活中，祠堂的某些功能消失了吗？
朱雪梅：从前，祠堂除了作为祭祀先人的精神寄托，还兼具处理事务、举行庆典和表彰功绩，以及操办婚丧嫁娶等实际用途，同时也是管理事务和开展公共活动的地方。
现在农村的常驻人口在减少，治理模式也跟着转变，以前主要是依靠村民自己管理，通过乡里的规矩和习俗，由家族里德高望重的人负责，祠堂是这些事务的场所。现在由村政府负责，村政府有自己的办公地点，因此祠堂的管理作用基本上没有了。尽管有些农村地区红白喜事等事情还在祠堂举行，但大体上祠堂的作用正在减退。
让后人记得祖辈的来时路
羊城晚报报道，这种事物依然保存着突出的文化意义，例如许多古老祠堂的构造本身就是一种艺术杰作。
朱雪梅表示的确如此。从前提及过祠堂的显著作用，族人通常倾尽所有资源，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来建造祠堂。祠堂的修建十分考究，梁柱雕刻精美，绘画细致入微，力求技艺完美，体现了当地精湛的民间建筑水平和特有的风俗习惯。事实上，如今的古祠堂与古驿道相似，它们最核心的价值或许并非实际用途，而是作为文化象征，承载着社会意义以及科学艺术层面的价值。
羊城晚报问：您看怎样借助再生运用来处置老宗祠的没落状况？
朱雪梅表示，许多人都已离开家乡，在城里安家落户，不过每逢重要节日，仍有许多人返回乡村。这主要是因为祠堂依然承担着重要角色，族人之间的联系依然紧密。大家能够依照传统乡村的管理模式，共同筹集资金用于祠堂的修缮。同时，村里还设立了慈善基金，专门用于祠堂等公共设施的维护、保养以及管理工作。第二处祠堂现已彻底破败，能够改造成乡村老年群体休憩之地、公共阅读空间、村庄历史陈列之所或艺术展览场馆等。第三处能够充当村委会的办事地点。
助力“百千万工程”的抓手
羊城晚报：这对我们当下的乡村振兴工作也是大有裨益的。
朱雪梅表示，古建筑、古树木、古桥梁、古道等景观常常勾起人们的思乡之情。因此，在全面开展“百千万工程”、推动文化与旅游相结合的过程中，应当将祠堂等场所当作关键点和连接点。在修缮祠堂时，经济条件好的提供资金支持，能力强的贡献人力，借此机会将散居各地的族人重新召集起来，增强彼此的情感纽带，助力乡村文化复兴和人才库的建设。唯有妥善开发祠堂，精心守护古村落的历史情怀，方能招徕人才与资本回归乡村，从而推动乡村发展。
总策划 / 李斌 杜传贵 林海利
编委会主任 / 赵红 孙璇 胡泉 陈桥生
本期统筹 / 邓琼 黄宙辉
主办单位 /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羊城晚报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