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12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对季羡林故居被盗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
我并未犯下罪行！我是在依照季羡林先生的遗愿行事！这关系到我的声誉，我绝不能穿上那身号服！
王如似乎已经不止一次地拒绝更换那身号服了，法院的工作人员不禁叹了口气，无奈地瞥了一眼墙上的钟，最终选择对这位固执的被告人表示妥协。
开庭三十分钟后，被告人王如终于走进了庭审现场。
王如，作为被告人，身着盛装，昂首挺胸地走向被告席，同时目光在法庭众人中穿梭。经过一番环顾，她的目光锁定在原告季承身上。面对季承那愤怒的眼神，她以一个夸张而幽默的表情予以回击。
法庭审理正式展开，季承紧咬着牙关，愤怒地揭露了王如盗取其父季羡林遗物的罪行。
王如闻言仿佛听到了什么谬论一样鼓起眼睛张大嘴巴。
王如不甘示弱，对季承说道：“你作为季先生的嗣子，却违背了你父亲捐赠财产的遗愿，意图将遗产占为己有！”
她越说越激动，法官示意她安静，她的情绪反而更加不受控制。
“我是季先生的秘书助理！季先生说过要我保护他的遗产！”
王如怒气冲冲，季承却只是冷漠地瞥了一眼旁边。身为季羡林秘书助理的王如，竟敢试图从季羡林的亲生儿子那里“守护”某些东西。季羡林的遗物，此事背后恐怕并非表面那么简单。
季氏父子关系的疏离
季承于1935年降临人世，尚在襁褓之中，父亲季羡林便远赴德国深造。紧接着，二战的战火蔓延，季羡林不幸沦为纳粹法西斯统治下的囚徒，音讯全无，生死未卜。
季承在幼年时期以及大部分童年时光，都是与姐姐、母亲和祖母共度的。他的父亲，这个形象，仅存在于照片之中。然而，到了1946年，季承年满十一岁，站在童年的尾声，他终于得以亲眼见到父亲。
季羡林历经欧洲大陆的战火洗礼后安然返回，他不仅为季承和姐姐各自挑选了礼物，每人一支，那支在当时代被誉为“金笔”的钢笔，其珍贵程度不言而喻。
季承见到归来的父亲，心中洋溢着喜悦，父亲赠送的礼物同样令他感到好奇。然而，他还没来得及与父亲畅谈，季羡林便又赴北大任教，季承的喜悦定格在了父亲的背影之中，而那支礼物钢笔，似乎也不再那么令人感到新奇了。
季承重逢父亲时，已是十七岁的青年，正就读于北京的高校。尽管父子同处一城，见面机会增多，但季承内心并无太多波澜。因为在他成长的过程中，父亲始终缺席，仅在十三岁那年匆匆一瞥，留下一支钢笔。如今他即将成年，与父亲的相见似乎已不再那么重要。
季氏父子间的关系始终显得有些微妙而疏远，尽管在1962年他们曾因全家人在北京的相聚而短暂拉近了距离，然而不久之后，他们之间的距离又重新拉大，直至1995年，这种关系最终公开破裂。
关系破裂抛开旧日的疏离不谈，还有另外的原因。
季氏父子矛盾的爆发
季羡林在晚年遭遇了丧女之痛，他的女儿季婉如于1992年不幸因癌症离世，这一打击使得他和妻子彭德华陷入了极度的悲伤之中。然而，仅仅两年之后，彭德华也于1994年离开了人世，这对于季羡林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在如此深重的悲痛时刻，原本由母女俩温馨维系着的父子关系失去了缓冲的依托。
起初，彭德华的丧葬费用问题导致父子二人互不相让，都坚持让对方承担费用，结果双方激烈争吵。年迈的季承声泪俱下，向年事已高的父亲倾诉着母亲一生的辛勤与困苦，而季羡林则保持沉默，随后通过一篇名为“求仁得仁”的文章对儿子的不孝行为进行了批判。
在压力和愤怒的驱使下，季承与父亲的关系变得疏远，见面次数极少。此后，季羡林独居一室，前来拜访的仅有他的秘书、管家以及学生。
季承不久后便与发妻办理了离婚，紧接着又与比自己年轻几十岁的保姆马晓琴结为连理，这一消息传至季羡林耳中，他对于儿子的这一行为更是感到极度鄙夷。
父子俩年事已高，长久以来的争执终于在此刻激化，季羡林对儿子的批评文章以及季承的再婚事件引发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同时也使得他们家中的琐事被众人所熟知。
季承与他的新娘共同开启了共同生活的篇章，与此同时，季羡林身边除了偶尔来访的学生后辈，便只剩下家中负责管理的仆人和保姆。
季羡林的身后事
季羡林因与独子季承关系不和，于2001年作出决定，将个人遗产无偿捐献给北京大学，并在同年正式签订了遗产捐赠的相关协议。当时，季羡林身边仅剩管家方咸如和保姆李玉洁相伴。
保姆李玉洁与季羡林相识已久，她原本是社科院南亚所的一员，既是季羡林的部下也是同事。在季羡林家庭遭遇变故时，她主动承担起照料之责。随着她身体状况的恶化，她的干女儿王如也加入其中，共同分担起这份责任。
王如对季羡林充满敬仰之情，处理事务时亦显得快捷利落。即便她并非官方的保姆，季羡林对她却深信不疑，曾向她承诺，将誓死捍卫他的遗产。
尽管季羡林身边有保姆照料，然而这终究无法与亲人相伴相守相比。他对那些未能前来探望的儿子怀有复杂的情感。他要求保姆守护遗产，除了他的亲生儿子，又有谁能有资格争夺他的遗产呢？从他对遗产归属的强调中，不难看出晚年季羡林对亲情的深切遗憾。
在他生病住院期间，季羡林的保姆成功地为他拒绝了众多探望者，这些人中既有他不愿意见到的，也有他渴望相见的。
融化坚冰的亲情
季承年届七十，毅然决然地与妻子离异，转而迎娶了三十岁的保姆马晓琴，这一举动引发了包括其父亲在内的众多人的强烈反对。然而，季承并未因此屈服于压力，他坚定地迈出了步伐，开启了这段年龄相差悬殊的婚姻生活，迎来了所谓的“老夫少妻”的第二春。
季承在感情方面与父亲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季羡林在青年时期留学德国时，也曾遇到一位心动的德国女子。然而，鉴于他在国内已组建家庭，出于对家庭的责任感，他决定断绝这段感情，回归国内，接受了包办婚姻的家庭生活。
季承在年逾古稀之际，为了年轻的恋人，毅然决然地与陪伴他数十年的妻子离异。或许正是由于父亲的缺席，导致了他对亲情的渴望，因此他试图在其他情感关系中寻求补偿。
2008年，马晓琴为季承添了一个男丁，消息传开后，得知孙子出生的季羡林内心动摇，原本打算与儿子断绝往来的他，季承则心照不宣地带着儿子去探望了父亲。
季羡林此刻正于医院中静养，他满怀喜悦地将小孙子紧拥入怀，重温了久违的亲情欢乐。季承凝视着父亲与儿子，突然想起了儿时母亲曾讲述过的往事，母亲曾提及父亲在出国前，每日都将他紧紧抱在怀中。
季承与父亲之间长期缺乏交流，甚至在公众面前以“季先生”这一尊称来称呼自己的父亲，然而，他现在渴望与父亲达成和解，因为那终究是他的亲生父亲。
季羡林生于一个动荡不安、充满变数的时代，这段经历既塑造了他成为一代宗师，又在亲情方面给他带来了伤害。他与儿子长达半生的疏远，成为了他心中难以愈合的伤痕。幸运的是，如今他们终于能够化解前嫌。在享受家庭团聚的喜悦时刻，他再次起草了遗嘱，明确表示要将所有遗物全部留给儿子。
遗憾的是，与儿子和解的时光并未持续太久，仅仅一年之后，在2009年7月11日这一天，季羡林先生不幸离世。
两份遗嘱的风波
季羡林先生在生前留下了两份遗嘱，其中一份遗嘱决定将个人遗产捐赠给北京大学，这份遗嘱的撰写时间是2001年；另一份遗嘱则是将遗产留给了自己的儿子，起草于2008年。这两份遗嘱内容各异，在季先生离世后，关于遗产的归属问题由此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在季羡林的追悼会上，季承在父亲遗像前深情地向来宾表达哀思，其生前教诲有加的学生与挚友络绎不绝地前来默哀，整个告别仪式井然有序地进行着。然而，当葬礼即将落幕，宾客们准备陆续离开之际，一声突如其来的呼喊瞬间打破了追悼现场应有的庄重氛围。
那大声呼喊之人正是所谓的保姆助理王如，她在众人面前高声呼喊：“钱文忠企图盗取季老的龟龟！”那响亮的声音在大厅内回响，王如所说的两只龟龟是季羡林生前钟爱的宠物，而钱文忠则是季羡林的得意门生，钱文忠在准备离开之际，似乎是想将老师的宠物带走，这一行为被王如当场揭露。
她这么一喊，葬礼的气氛顿时变得极为尴尬，现场负责拍照的记者记录下了她的举动，她竟转身对着镜头对季承破口大骂，指责季承违背了季老的遗愿，擅自夺取了财产。
可能是遵从了季老的第一份遗嘱，亦或是为了装聋作哑、迎合私心，总之，王如在季羡林的追悼会上引发了一场喧嚣的闹剧。
王如曾立誓要“誓死捍卫遗产”，不久便开始策划第二起闹剧。她找到了前管家方咸如，意图打开居所取走遗产。由于缺少钥匙，两人决定走那条平时常忘记携带钥匙的“捷径”——王如砸破窗户进入，将遗产取出，随后与方咸如一同将遗产装载到板车上，将其拉走。季承迅速得知了这一消息，为了找回父亲的遗物，他选择了法律途径，这才引出了故事的开端。
漫长的官司
王如于2009年遭到逮捕并接受调查，经过漫长的等待，直至2011年才迎来首次审判。到了2013年，王如的候审强制措施被解除，法院宣判其无罪并予以释放。然而，转折发生在2016年，王如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这一最终的判决标志着王如这场闹剧的落幕。
季承历经数年诉讼，身心疲惫不堪，他不仅与王如对簿公堂，还与第一份遗嘱的受益者北京大学展开了法律纠纷。到了2018年，也就是两年之后，季承不幸离世。
这场耗时漫长且代价高昂的诉讼，最终没有一方能够称得上是真正的胜利者。一方面，有他深爱的亲生儿子；另一方面，有他辛勤耕耘多年、充满深厚情感的工作单位。然而，在他离世之后，他们却为了争夺他的遗物而争执不休，这恐怕并非季羡林先生所期望看到的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