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是共产党的好人物，他的演讲很有力度，而且非常机警、敏感。他一讲，全场从头到尾都热烈鼓掌，康生带领大家高呼：‘王明同志万岁，我们党的天才领袖。’”
这是延安昔日知识青年司马鲁的回忆，被党史专家郭德洪收录在最新出版的《王明传》中。那是1938年春天，王明34岁，刚结束在共产国际工作6年后回到中共总部。毛泽东到机场迎接他时，把他比作“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他通晓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英俊聪明，口才流利，浑身散发着苏联的金色光芒，在“土八路”领导人中脱颖而出。郭德洪说：“当时在延安，毛泽东是政治权威，王明是理论权威，周恩来是风度翩翩的男子汉，这三个人都是年轻人中非常受人尊敬和魅力十足的人物。”
这或许与今天人们心目中的王明形象大相径庭。王明，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大多数人知道这个名字，知道他犯过左倾和右倾错误，但他的面容，如同《王明传》的封面一样，只是黑雾中模糊的轮廓。1949年以后，甚至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之后，他就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他曾经风光无限，如流星般耀眼，却又迅速消失在时空深处。
错误和贡献都是党的历史
20世纪80年代，正处于学术研究巅峰期的郭德洪对王明产生了兴趣。“中共历史上犯过错误的人那么多，资料大多比较清楚，但王明不同。他到底犯了什么错误，是怎么犯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太多的谜团。”郭德洪告诉国家文史记者。
幸好，当时中央档案馆和中组部档案馆史无前例地开放，学者们几乎可以看到所有想看的档案。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齐胜羡慕郭德洪这样的前辈学者，“只有极少数学者抓住了档案开放的黄金时机。”
1937年12月，左起：张闻天、康生、周恩来、凯锋、王明、毛泽东、任弼时、张国焘
档案馆把与王明有关的材料几乎全部拿出来，交给了郭德洪和他的合作者、《红旗》杂志主编周国权。“材料很多，但很不系统，有的大张纸上只有一句话提到王明。一个1942年就被打倒的人，谁会保留系统档案呢？”郭德洪说。
中央党校党史系教授王海光说：“党史不仅是毛、刘、周、朱等开国元勋的历史，更是失意人的历史。只有梳理了失意人的历史，才能看到党史的立体性和丰富性。失意人也对历史作出过贡献，不管他们的错误，还是贡献，都是党史的一部分。”
郭德洪从纷繁复杂、零散不定的资料中，逐渐提炼出王明的生平事迹。1995年，他到俄罗斯现代文献保存研究中心和远东学院汉学图书馆查阅有关王明的档案和书籍。远东学院还送给他一套俄文版的《王明全集》（前三卷，第四卷因经费拮据未能出版）。不知不觉中，郭德洪在王明身上投入了20多年的时间。他踏实做事的态度，为他赢得了王明一家人的信任。王明的儿子王丹芝送给郭德洪一套《陈少禹——王明传记与回忆录》手稿，是王明的妻子孟庆淑根据王明的谈话，以及王明的一些个人回忆录整理而成的。
72岁的郭德洪身体不好，长期住院。他说：“我活不了几年了，看过的档案资料大多只有我一个人看，我死了以后，别人不一定能看到。我要趁我还活着的时候把这些资料打印出来，提供给有需要的人阅读、研究。”于是，这本88万字的《王明传》就诞生了。
27 岁的领导人
王明被批判之后，人生各个阶段都充斥着负面评论，唯有少年时代是“干净”的。他1904年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原名陈绍禹，家人说他早熟。在中学同学的印象里，王明有语言天赋，擅长写白话文，勤于练习英语口语。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王明正在武昌读书，被选为学生领袖。他趁假期回乡，组织游行示威，被当局发现，并扬言要逮捕他。王明的叔父得知消息，送钱让他连夜逃到武昌。到武昌后不久，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避免被追捕，他随叔父改姓王。在以后的革命活动中，他多次改名。王明是他使用频率最高的名字，并逐渐为人所知，取代了他的本名。
1925年10月，王明入党，数日后获准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1月下旬，他随张闻天、王稼祥去了苏联。刚加入组织，就被“政府派往国外”，政治生涯开始顺利。在苏联，王明再次展现出语言天赋，半年就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熟悉列宁主义理论。中山大学校长米夫视王明为天才，在众多留学生中看重他。王稼祥在批评王明时说，王明一到苏联，“就和米夫勾搭上了，两人互相奉承，互相利用。”
米夫不仅是中山大学校长，还担任过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在王明的火箭式崛起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王明1929年回国，带头批判李立三的错误。“立三路线”是左的，王明的批判更是左的。他的理论基础和思维逻辑是在苏联形成的。共产国际当时的政策是激进的，他也是跟着来的，比如主张均分富农土地，加紧组织红色工会，不承认自由贸易。
1930年9月，中共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路线”。次年，米夫作为共产国际代表领导了六届四中全会。当时，中共中央正处于过渡时期，瞿秋白、李立三都犯了错误，贯彻他们路线的人也被排除在外。领导层需要换血，王明等人作为新鲜的理论精英，自然成为米夫和共产国际的首选。苏联吸收他们出国留学，目的就是为中共培养骨干力量。那一年，王明27岁。郭德洪说：“看历史人物，能多一些理解，一个刚27岁的年轻人成为中共中央的重要领导人，难免犯错误，现在27岁的年轻人在干什么呢？”
王明早先提出要纠正“左”
“想到王明，我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概念就是‘两条路线’。”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韩刚说，“第一，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发表《两条路线》重要讲话，批判了李立三路线，开始掌握中共领导权。第二，从王明时代开始，中共建构了一个党史叙述模式，这个模式就是‘两条路线’：即党史就是一条正确路线和多条错误路线斗争的历史。正确路线的代表只有一个，毛泽东；错误路线的代表有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左派）、张国焘，然后是王明（右派）。这个叙述模式一直延续到1949年以后，甚至今天。”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编辑许思燕说，她印象最深的有关王明的一段话是：“王明的‘左翼冒险主义’在党内盛行了四年，使党的白区组织几乎丧失了百分之百，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丧失了百分之九十，直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并被迫开始了战略转移（长征）。”
郭德洪认为，传统观点并不符合实际情况。所谓“王明路线统治四年”，是从1931年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上掌权算起，到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算起。从《王明传》所列的各种史料中可以清楚看到，1931年2月六届四中全会，王明才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4月又被增补为常委，10月又在共产国际的安排下赴苏联。“他在中央决策层只干了半年，而且很长一段时间因悬赏捉拿而躲藏起来，不能正常工作。”
王明在苏联呆了六年，从1931年11月7日到达莫斯科，到1937年11月14日离开苏联回国。王明出国后，由博古主持临时中央工作。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之间起着桥梁作用。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正确与否，王明都有份，但不能全归于他。王明在苏联期间，鉴于当时的通讯条件，他遥不可及，其权威还不足以指挥国内事务。把1932年以后红军反围剿时期的左倾错误称之为“王明路线”，是非常牵强的。
从《王明传》所编的资料中可以看出，1933年以后，王明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他频繁写信、写文章，批判博古和临时中央的“左”倾政策，提出要在东北建立全民族反帝统一战线，苏区暂时不能消灭资本主义。郭德鸿说：“其实，他是中央领导中第一个提出纠正“左”倾的人。当时国内领导人都在贯彻博古的政策，但临时中央对王明的来信置之不理。”这恰恰说明王明在国内的影响力是十分有限的。
郭德洪强调，王明的转变，源于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王明的一生是共产国际成就和毁掉的，他用自己的才智，忠诚地服从和推行共产国际的政策。王海光说：“历史人物的行为不能脱离当时的背景来看。王明那一代革命青年信奉‘工人阶级无祖国’，这在今天看来是一种全球化的思想。在他们看来，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共产国际在物质和理论上给予了中共很大的帮助。没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中共的成功是不可想象的。”
遵义会议会址
“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王明的“右倾错误”
1935年7—8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提出了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设想。王明参加会议后，思想进一步发生变化。1935年6—7月间，王明起草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告全体抗日救国同胞书》，后发表在巴黎《救国报》上，这就是著名的《八一宣言》。宣言客观分析了“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后的国内政治形势，指出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明确提出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要求，呼吁在全国组织统一的国防政府和统一的国防联盟。
这也许是王明一生中最光辉的时刻，《八一宣言》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促进了国共两党的直接接触，为两党的再次合作铺平了道路。
1937年11月，王明离开苏联来到延安，光荣归来，意气风发。很多人认为，王明回到延安是因为共产国际派他来从毛泽东手里夺权。当时毛泽东刚刚巩固了在延安的领导地位，他的独立自主态度也让共产国际不高兴。从《王明传》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苏联的六年中，王明曾多次提出回国参加抗战，但因为国共关系紧张而未能如愿。直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他才得以安全入境。王明此时并不“急于”回国，只是此时条件刚好成熟。至于他回国后要起什么作用，共产国际说主要是帮助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还有一种说法是，王明是被要求在理论上“帮助”毛泽东的，在共产国际包括王明本人看来，毛泽东在军事、政治方面都很有能力，但在理论方面却很弱。
到延安不到一个月，王明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批评洛川会议没有突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批评“有些同志不懂统一战线，想破坏统一战线”。
郭德洪在《王明传》中引述张国焘的回忆：“王明在莫斯科就像一位手持‘圣剑’的‘天使’，他的态度就像在传达一道‘圣旨’。但他当时还是一个青涩的年轻人，志向高远，才华横溢，爱说话不考察实际情况，缺乏把提出的实际主张付诸实践的能力和方法。他最初几天的表现，引起领导层的一些不安。我当时就预言，王明打不过毛泽东。”
王明是否想过“反抗”毛泽东，尚有争议。可以肯定的是，这次讲话为他的“右倾错误”埋下了伏笔。他提出的“一切为了抗日，一切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后来被指责为右倾投降主义。王海光说，王明提出的三个“一切”，“也制约了国民党和蒋介石，确立了以民族利益为重的统一战线的最高原则。中共作为弱势一方，强调我们是合作，不是投降”。超出了中共党史的范畴，王明的统一战线观点对抗日战争全局作出了巨大贡献。
1937年底，为便于与国民党开展抗日合作，王明与周恩来等人到武汉成立长江局。王明一直在武汉主持统战工作，直到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王海光说，在抗战初期，王明领导的长江局对维护抗战大局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但后来受到批评时，却遭到了大家的指责。
王明的经历曾被指责为“控制长江局，与中央对立”。有几个标志性事件可以证明王明与延安的“对立”。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临时国民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王明擅自将自己起草的《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国民代表大会的建议书》送交国民党中央党部，同时将一份送交延安。延安收到这份文件后，觉得其中所记述的内容有些不妥，立即重新起草了一份。王明在国民党会议结束后，将新的电报送交延安。郭德洪说：“王明当惯了共产国际的‘皇帝’，过去他想发表什么文章就发表什么文章，他在长江局的时候，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文章都上报延安请示，只有一小部分没有上报，但延安不能接受。”
另一件事是，1938年7月初，中共中央电告长江局，要求尽快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发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文。王明以文章太长为由拒绝发表。中共中央又电告长江局，要求分期发表，王明仍不予理睬。
郭德鸿在《王明传》中，转述了学者郭国祥、丁均平的分析：1938年7月是武汉保卫战的关键时刻，社会需要的是“宁死不屈，不屈辱生”的牺牲精神。《论持久战》中指出的抗战初期必然失败的理性分析已经过时。8月下旬，武汉失守已成定局，王明随即出版《论持久战》单行本，并在8月号《新华日报》上发表37条广告，称赞它是“划时代的重要文献”和“坚持抗战和取得抗战胜利的指南”。
直到1958年成都会议，毛泽东还在为此事烦恼。陈伯达讲话时，多次打断王明的话：“他从国际回来……长江局成了中央，中央成了联络处，我是联络处主任，管城市，连城墙都不管……我办了个报纸，叫‘党报’和‘新华日报’，我说叫‘发报’更合适。因为他没有登我的文章，说太长……他就出了一个小册子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要卖我的东西，我要把我的货品推到武汉去，可是他们不卖，你有什么办法呢？”
1939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在延安南门外举行建校三周年纪念大会。左起：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陈云、王明、刘少奇、邓发
医疗事故引发的中毒悬案
王明大概是党的历史上唯一一个两次被点名犯错误路线的人，一次是红军反围剿时期的“左翼冒险主义”，一次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期的右翼投降主义。两次对“王明路线”的清算和批判，构成了延安整风的重要导火索。需要整的，不仅是王明路线，还有延安崇尚苏联、崇尚外国理论、“老提希腊”的思潮。
1941年5月，毛主席作了题为《改革我们的学习》的报告。邓力群回忆说：“会场里摆了几十张长凳，我坐在靠中间的一张长凳上，回头一看，只见王明坐在我后面。我一方面感到，我们党内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同志之间关系是平等的；另一方面心里也有点纳闷，这次会见，王明为什么不坐在前面呢？”邓力群和大多数听众一样，“没有意识到，触及到中央领导层内部的分歧问题……我以为毛主席批评的对象，是我们这些十几岁、二十几岁，没有做过多少实际工作的年轻人，最多也只是批评了马列学院等学校的一些教师而已。”
整风的矛头很快指向了以王明为首的“国际主义者”。“左”倾路线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博古、张闻天在延安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但“创始人”王明始终不肯“诚实承认错误”。无论毛泽东私下找他谈话多少次，无论会议上有多少人“开火”，他都“推卸责任”。至于右倾错误，韩刚认为，很可能就是为了批判王明而编造出来的。“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政治斗争和权力斗争是交织在一起的。”
1944年，整风运动已接近尾声，周恩来受中央委托找王明谈话，再次系统地指出了哪些问题应当反省，希望他认真检讨自己的错误。王明对这些错误不能理解，他给周恩来写信说：“既然认定路线是错误的，为什么叫所谓王明路线呢？因为我从来不是这个时期（指1930年代初苏联时期）重要决议的起草人……关于十二月会议和武汉时期——虽然中央还没有作出结论，但我认为同中央谈话，讲清楚是非，有助于我认识真正的具体的错误和对党的政策的理解，这对我的教育只有好处。”
不管王明是否承认错误，党内已经认定他犯了两条路线错误。1944年7月16日，共产国际驻中共联络官弗拉基米罗夫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没有人再提起王明了。对毛泽东来说，反对‘莫斯科派’的斗争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虽然这个阶段并不顺利，但已经结束了。”
延安整风期间，王明汞中毒，1948年6月，又因护士吃错药而中毒。两次中毒使王明身体健康受到极大损害，长期卧床不起。直至去世，他依然坚信是毛泽东指使人毒害了他。此前不少学者认为，中毒事件是王明捏造的，目的是污蔑毛泽东。郭德洪结合1943年延安医生写的医疗总结和最新的研究成果，证实王明确实被投毒两次，但均是医疗事故所致。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师徐进说：“王明当时已经是一个政治僵尸，毛泽东怎么会用这样的手段害他？”
至死不承认错误
1948年底，王明出任中央法制委员会主任，开始与谢觉哉等人筹备新中国的立法工作。此后直至1950年参与起草婚姻法，王明一直扮演着“立法部长”的角色。有人说婚姻法是他口述、秘书记录的，也有人说他根本就没有起草婚姻法。韩刚说：“关于王明参与立法，公开的材料太少，史料也少，无法判断王明的作用。现阶段王明研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发表、发掘和整理史料。”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为即将到来的全面胜利做准备。王明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肯定了毛泽东的报告，但与会人员对这次讲话并不满意，因为他没有反省自己的历史错误。王明又作了一次自我批评的讲话。据杨尚昆回忆：“会议原定12日结束，但因为王明第二次讲话反驳同志们的批评，挑拨离间，态度很对立，许多同志就站起来质问。会议延长到晚上9点仍难以结束，只好再延长一天。”
中央二中全会最终决定让王明写书面检讨，但他拒绝写。1950年6月，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会上再次要求王明写检讨，但王明以生病为由拒绝写。1955年，毛泽东提醒王明再次写检讨。王明说，他有严重的胆结石，希望开刀后补上。这期间，他的肝胆炎症确实加重了，住院几次。
王明知道，一旦写检讨，就是他永远翻身不了的铁证。早年的同学、同事常说，王明是靠“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起家的。他曾斗争过瞿秋白、李立三，两次逼瞿秋白写检讨，如今他又经历了“以牙还牙”。虽然“错误”已经过去十多年，但他的检讨之路还远没有结束。
1956年初，王明似乎决定结束这一切，他去苏联治病，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晚年，他写下了大量攻击毛泽东的诗歌、文章和回忆录。临终前，他写完了《中共半个世纪与叛徒毛泽东》，在苏联出版。1981年，作为内部读物被介绍到大陆，改名为《中共五十年》。这本书包含了大量虚假信息，但郭德洪在《王明传》中还是多次引用，或许是为了给王明一个“为自己辩解”的机会。
说，他对出版如此厚实的书籍非常感激。在过去的20年中，在国内外出版的相关作品和回忆录的详细说明，以及其中的一项与guo完全不同的是，许多学者和评论都使人们对此一无所知。年表的“可读性”很棒，并允许一些“结论”问题再次讨论。
黄道（Wang Ming）的现代历史研究员说：“王明（Wang Ming）的传记可以帮助我们不容易地汇编，王先生的原始意图是，王子的原始意图是，王贾西安（Wang ），什叶派（Shi Zhe），杨香（Yang ）和沉·泽明（Shen Zemin），通常会有强烈的倾向陈述，例如“险恶，傲慢，顽固，任意，任意，雄心勃勃，雄心勃勃，丑陋的灵魂和不良意义”。 “ CCP政党历史的叙述具有一种趋势，当一个人不幸时，所有错误都会指向他，所有责任都会归功于他。后来，当人们学习和阅读时，所有材料和争论都会指向既定的结论，并且越来越多地读取了胜利。”乌恩承认：“这对非专业读者来说是非常要求的。”
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王·齐申（Wang ）开玩笑说：“可惜王明（Wang Ming）没有留下日记，所以我们无法知道他的心理旅程。”
1974年，王明（Wang Ming）在莫斯科（）去世，但他的灵魂也可以回到他的精神家园，在苏联长大。
王明被埋葬在莫斯科的诺维维奇公墓，那里埋葬了许多著名的俄罗斯和苏联人物，包括戈戈尔，奥斯特罗夫斯基，玛雅科夫斯基，乌拉纳诺娃，米科伊安，米科伊恩，赫鲁晓夫...王明和他的妻子和女儿是这里唯一的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