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者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
朱伟
Liu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法制日报》记者 赵丽
林静云，法制日报实习生
数据造假影响评级市场的健康状况
记者：近日，广光传媒总裁王长天在微博上撰文称，该部门出现不治之症的原因被多次报道：没有法律法规可循，没有证据，缺乏权力和手段，揭开盖子怕危害电视行业，市场行为不便政府干预， 利益集团太大而无法移动。与此同时，数百名行业资深人士的谴责，再次撕开了收视率黑板行业的遮羞布。
朱伟：这种现象主要是市场的副作用。评分是评判一部作品好坏的具体标准，目前这个具体标准的计算方式并不公开透明。既然数据不能公开，肯定就会出现所谓的收视率造假，就是针对这种不透明的数据。
刘燕楠：电视行业的快速发展要求对收视率进行更严格的监管。如今，收视率几乎已经深入到电视领域的方方面面，从宏决策到微观管理，它不仅是市场的晴雨表，也是电视剧交易的“通用货币”，往往与员工的业绩、收入、晋升和评价等直接挂钩，在电视行业和员工的生存和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人们对评级研究的关注度已经从技术层面转移到市场层面，数据市场的混乱、数据的误用和滥用等，严重影响了评级的公信力和市场健康状况。
记者：收视率造假不仅严重损害了电视剧行业的发展，也对社会诚信造成了极大的危害。造假的背后是一些人利益膨胀的结果。所以，要控制收视率造假，就必须切断利益链条，瓦解利益勾结，从而从水壶底掏工资。
刘燕男：2009年3月，中国广播电视协会观众调研委员会制定的《中国电视收视率调查导则》正式启动，这是我国十几年来大规模收视率调查后，行业协会出台的第一份规范性文件。该准则是借鉴和借鉴国际通行的《全球电视观众测量指南》（GGTAM），并结合中国国情的产物，不仅为数据生产者提出了要遵守的标准，规范了他们的行为，让人们“有法可循”，也对数据使用者提出了规范性要求。然而，在过去的几年里，指南遇到了“有法可依”但“无人执行”的困境，几乎被几乎抛弃，数据混乱加剧。
法律法规和监管机制尚不完善
记者：无论是标准还是国家标准，都不是法律或行政规则，比较软而不是僵。要实施写在纸上的指南或国家标准，关键是要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并有相对刚性的机制和制度来实施，否则标准或国家标准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将大大降低。
刘燕南：《指南》的制定和出台，无疑是为了给中国收视率调查“立法”，为市场转型中新游戏规则的构建和适应奠定基础，积极行动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当然，指南本身也有一些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例如，缺乏阻止违规者的法规和措施;样本住户之间的合作规则也没有太多强调;没有关于数据交易的法规;要想真正成为权威标准，需要在“立法”层面更进一步。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逐步改进和完善。
记者：2012年电视剧《大祠堂》的制片人王剑锋在微博举报了收视率欺诈，2016年的电视剧《美女私房菜》也因收视问题被撤下。
朱伟：收视率调查不是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有渠道获取数据，但是电视台可能受到商业利益的驱使，而且因为数据获取的过程不透明，数据不公开，所以被人为地掩盖了。这可能会为相关方带来更高的广告收入，因为收取的广告收入因评级而异。
刘燕男：在收视率造假丑闻之后，很多人都提到了调查公司独家垄断的问题，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并不是收视率造假的直接驱动因素。排他性垄断与数据造假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只是客观上让造假更方便，收视率造假归根结底还是受利益驱动。
另一方面，由于评级市场法律法规和监管机制不完善，以及诉讼或问责的时间和人力成本高昂，成功案例很少，往往被劝阻，导致违法违规行为几乎“零风险”。有些人做了违法违规的事情，没有受到法律的惩罚，也没有受到追究机制的处理，也没有受到任何形式的惩罚，也不必承担任何后果，这使得很难避免会有人接连不断地继续造假。显然，缺乏法规和监管机制与评级欺诈的出现不无关系。
记者：根据一些数据，一些所谓的专业公司会利用“跟踪、窃听、贿赂”等手段，干扰收视率数据的收集，甚至到了产业化运作的地步。
朱伟：这是非法业务，已经涉及到刑法的范围了。人为鼓励这种评分造假，其实是双方都不满意的潜规则，最终的受害者是整个行业和用户。机顶盒目前很容易获得统计数据，这些数据不应被视为商业秘密。如今，很多地方都想获取这些数据，但需要付费，甚至花钱购买，一些组织将这些数据作为特别高级的商业秘密进行保护。这些数据应该是公开透明的，不允许任何更改，也不应将其视为商业秘密，而应向公众发布。
创新监管机制是大势所趋
记者：收视率造假严重破坏了社会风气，影响了行业的健康发展。同时，要加强日常监管，真正用法治消除收视率买卖、作弊的顽固问题。
刘燕男：在中国，目前还没有关于评级的法律法规，监管机制也停滞不前。由于收视率调查公司的运作基本上是非公开和不透明的，因此收视率的生产基本上处于“半地下”状态，社会对其的认知度很低，这是收视率调查的一大特点。
遵守行业规范、保持适当保密是宜的，但在一些非保密领域，应向社会公众说明，特别是开放公正、客观、中立的第三方监督审核机制，以有效监督评估被调查方的运作情况，规范市场秩序。在加强法律监管的同时，对评级调查进行有效监管，有利于防止数据篡改、污染样本住户等现象的发生。有利于督促研究者对样本数据进行严密测控，强化数据变化应急响应机制;对研究者的成长和不断提高调查质量也起着一定的作用。
朱伟：到头来，我们还是要靠自律。目前，靠人为神秘化一些统计数据已经成为氛围问题，经过这次曝光和严惩之后，哪个平台做得好了，老百姓看得见。未来的发展方向可能是，当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会直接同时显示在线人数，而且是不能造假的。然后，用户数量由第三方进行监控，该第三方可以是行业自律协会，它依赖于自我监管，而不仅仅是政府。
记者：确实，建立健全中国评级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监管机制势在必行，这也是一次新的尝试。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法律法规和监管之路，既要学习和借鉴别人的先进经验，也要勤奋学习，不断创新。
刘燕楠：中国评级研究和应用的现状表明，健康有序的市场不能依赖数据生产者的承诺、自律和自我认证。一些电视台等数据使用者也成立了用户委员会，对调查公司行使某种审计和监督职能，但就目前的乱象来看，效果并不理想。因此，借鉴国外经验，建立独立权威的评级研究第三方监管被提上日程。
目前，对收视率研究第三方监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已经达成基本共识，由乱走向序是人民的意志和时代潮流。存在的一些问题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能够而且必须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探索和解决。总之，在中国建立评级研究第三方监管机制是一个全新的尝试，意味着注定要经历一个艰苦的过程。第三方监管在国外也被称为“举报人”，作为中国监管评级研究中的一个新角色，“举报人”还需要社会的支持、包容和监督，先是再好，再不断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