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的是，我的长篇报告文学《权力榜：三十六条》获得了首届“东吴文学奖”。这个奖项是为了响应党中央提出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进一步推动江南地区文学创作而设立的，填补了中国文学奖项的空白。有意思的是，我的获奖，是“长三角一体化”的一个见证：我是上海的作家，写的是浙江的故事，这个奖是江苏给我的。
纵观历史，江南地区的发展可谓跌宕起伏。近年来，江南地区的农民在农村基层治理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2016年初，我来到浙江省宁海县，了解当地“农村微观权力36项清单”的实施情况。“36项”涵盖了重大决策、项目招投标管理、资产资源处置等村级公共管理事项中的19项权力，以及村民宅基地审批、困难补助申请、征地资金拨付等村级便民服务中的17项权力，每一项都有详细清晰的权力运行流程图。
总之，村干部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怎么做，一清二楚。村干部、村民，人人都听指令、按规矩办事，一切权力都在阳光下行使。说实话，我去的时候是抱着怀疑的态度去的，但在用两年多时间走遍宁海所有乡镇、在几个村子里长期驻扎后，我深深为当今江南农民积极构建基层政治文明新生态、真正把农村基层民主落到实处的不懈努力所感动。
我以一个普通村民的身份挨家挨户走访，经常坐在田野里、屋檐下、祠堂里，同村干部、村民聊天，交朋友。
在岔路镇虎头村时，我经常和时任村主任的葛更怀谈心，从他身上直接感受到了“36条”给人们带来的深刻变化。葛更怀竞选村主任的动机是为族人争光、为朋友谋取利益，因此，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380万元的综合楼工程拿下来，然后发包给朋友。但让他没想到的是，2014年2月，“36条”开始实施。按照这一制度，所有工程项目都要经过“五论决策办法”、公开招标、评审后工程款划拨支付等各种流程，每个环节都要公示。葛更怀发现，自己每走一步，手中的村主任权力就减少一层，直到最后他意识到，自己不可能说了算。村民们手捧“36条”小册子，逐条对照，谁也不敢走错一步。但他也发现，村里的工作比以前容易开展了，村民们不再因为不信任而故意设置障碍。用葛更怀自己的话来说：“36条让村干部工作起来容易，让村民监督起来也容易。一切都公开透明，想腐也腐不了。总之，就是给干部正名，让群众看清事实。”
在岳溪乡大陈村，笔者见到了年逾古稀的老共产党员、退休中学教师陈先良。过去，他很少和村干部说话，不与他们交往，因为他认为自己从未享受过村决策和监督的“政治待遇”。但现在，他经常戴着老花镜，站在公示牌前，按照“三十六条”监督村里的每一件事。过去，村里的100亩海堤谁承包，承包期多长，承包费多少，村民都不知道，一切都是暗中进行的，最低的时候，每年的承包费只有80元一亩。现在，“三十六条”赋予了每一位成年村民参与决策和监督的资格和权力。工程招标的所有程序，陈先良和村民都清楚，因此，每个环节一经公示，就逐一监督、质询，不留任何疑点。如果有人胆大包天，想在里面干点什么，那真的没办法。2014年，大陈村100亩海塘的招标，以每亩3558元的价格落槌。收益全部属于村民，账目公开，打入村民银行卡。陈先良告诉我，现在他感受到了做人的尊严，重新找回了村里主人的身份。
越深入群众的生活，就越能和群众相处融洽。那天，我一走进虎头村就感觉不对劲，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难闻的味道。原来，这几天一直下雨，村里刚铺好的污水管排水不畅，导致好几个沙井里污水四溢。不可思议的是，工程承包方居然要求村里签署工程验收表。这当然遭到了村民的拒绝。有人让村主任葛更怀送20条中华烟。葛更怀说：“拿回去吧，别想贿赂我，我要留在村里，不想以后被村民指指点点。”了解情况后，我和村干部、村民一处一处去排查，把每一处有质量问题的地方都认真记录下来。然后，我和村代表一起去向有关部门汇报情况。很快，情况开始出现转机。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和村民打成一片。回上海后，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一份快递，打开之后，我又惊又喜，是虎头村授予我的“荣誉村民”证书。这是我获得过的最特殊的荣誉，我非常珍惜。
在我采访和撰写《权力榜单：36篇》期间，浙江宁海县的这项制度创新工作受到了极大关注，被认为为中国社会提供了基层民主政治的理想样本，为依法治国、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树立了典范。其实，这份报告文学真的是来自生活的馈赠。没有去农村体验生活，就没有我自己的“中国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