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15日午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与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联合举办的RUC历史考古沙龙第十四场，在人文楼三层会议室召开。众多一直研究都城问题的考古专家和现场考古人员齐聚一堂，围绕“魏晋南北朝的都城及陵墓”议题展开深入交流。本次活动由人大考古文博系刘未组织，李梅田负责引导，特别邀请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张学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沈丽华以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倪润安依次进行演讲。接着，与会学者针对演讲主题分享了心得并提出了问题。本人梳理了此次座谈会的记录，供大家参考。
李梅田
李梅田概述了与会者构成及活动议题的历史背景。魏晋南北朝阶段，处在汉唐两代强盛时期的夹缝中，政治局面与军事行动都相当动荡。都城作为关键的政治枢纽，从这些核心区域出发，有助于更清晰地洞察该时段独特的物质遗产与精神遗产。平城、洛阳、邺城、建康等城市在此期间持续使用，并且出土文物数量众多。本次沙龙邀请的嘉宾，正是与这几个都城研究相关的学者。
张学锋：吴都建业的都城空间与葬地
张学锋
张学锋在开篇部分首先回顾了“都城圈”与“都城圈社会”这两个概念，这两个术语最初是由西江清高、茶谷满、盐泽裕仁、中村圭尔、小尾孝夫等日本学者提出并应用的。“都城圈”这一概念的提出，使研究范围拓展至都城及其邻近区域，并将都城本身与周边墓葬等遗址的空间联系纳入考察。“都城圈社会”则将研究视角从单纯的遗迹分布分析，进一步延伸至人类活动的层面。建康城出土的文物资料相当匮乏，然而，作为三至六世纪南方首要的都会，它依然具备极高的研究价值。
一、孙吴建都城之前的南京地区
孙吴朝代时，南京的别称是建业。西汉年间，南京周边开发较早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今天南京的东北部、东南部以及西南部的弧形地带上。秦朝和汉朝时期，江乘县的治所位于现今栖霞山南边，南京大学仙林校区的范围到仙林湖之间。江乘县往北走，沿着栖霞山的山脚，以及江乘县西侧的山脚，散落着许多汉代时期的墓葬。湖熟县境内也分布着相当多的汉代坟墓。而在今南京市区，还没有发现真正的两汉时期的墓葬。
南京地域内两汉年代的墓穴能够分为五个类别，从土坑加木椁的构造，逐步发展成为木顶配石椁的形式，接着是木顶配砖室，最终演变为单室砖室，第五类是所有时期都存在的竖穴土坑墓，这种类型不具备演化特征。这种变化过程与其说是墓葬规格的体现，不如说是由于该区域土地的开垦和森林资源的减少等环境变迁所导致的。黄河中下游一带的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墓葬，其构造方式、建造用料以及整体样式，都沿着相似路径发展变化。这种演变过程的趋同性表明，该区域居民与黄河中下游其他地方居民，在文化继承方面并无差异。尽管这些人居住在南京周边地带，但在文化传承和身份认同感上，却与北方地区保持一致。
二、孙吴建业的都城空间
孙吴政权的行政核心长时间摇摆不定，曾先后设在会稽、吴、京口、秣陵、公安、武昌等地。直到三国完全分立格局确立的黄龙元年（229年），孙权才把治所从长江中游的鄂城转移到下游的建业，由此正式开启了六朝建都的历史篇章。
吴地的建业没有设置清晰的中轴对称，这应当是延续了秦汉时期的多宫布局，也是先秦以来形成的惯例。假如将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定格在秦汉时期，那么多宫制就是那个时代的显著特征。直到孙吴迁都建业，这种布局依然被沿用。与此同时，北方邺城则开始采用以中轴线为基准的单一宫城设计，这代表了一种更进步的观念。可以说，黄河中下游区域的文化发展始终处于领先地位。东晋时期，北方民众大量迁往南方后，新建的建康城呈现出北方建筑风格的特点，即采用单一宫城模式。学者张学锋指出，这种布局方式是中世纪都城建筑的一个显著特征。
三、建业周边吴、西晋墓地的分布
建业周边东吴、西晋的墓葬数量，较之两汉时期有显著增长。与湖熟、江乘两个旧县城相比，新都市南部的雨花台、石子岗，以及北部的幕府山，这两个区域的墓葬数量也大幅提升。此外，长江上游沿江地带也涌现出大量墓葬。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张学锋认为有以下四点。
1、建业作为孙吴政治、军事的中心城市，成为了人口聚集之地。
2、孙吴时期的屯田政策影响了江乘、湖熟二县的人口数量。
3、随着孙吴建都建业，沿江地区战略地位得到提高。
东晋的墓葬数量比孙吴西晋时期要多得多，但分布范围大体上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东晋迁都之后，京城不再采用多宫布局，而是经过人为设计形成了单一的宫城、都城以及理论上的外郭城结构。这种城市形态是典型的中世纪模式。
吴晋年间南京附近墓穴的构造，大致能分成六种样式。第一种墓是规模最大的，属于大型双室拱形顶砖砌墓穴；第二种墓也是双室拱形顶砖墓，不过后室缺少两个侧室；第三种墓为双室拱形顶砖墓，前后室都是拱形屋顶；第四种墓是一般常见的凸字形单室砖砌墓穴；第五种墓是最基础形态的砖室墓，采用竖穴土坑并砌筑砖墙；第六种墓是非常普遍的竖穴土坑式墓穴。通过比较这些墓穴的构造方式，张学锋推断出建邺城都城圈社会存在某些状况。
四、墓葬所见吴都建业的都城社会圈
张学锋指出，建业地区的居民在两汉时期主要源自北方迁徙，他们的墓穴变化趋势和北方地区相同，只是时间上滞后了两百年。
进入孙吴时期，建康城南部石子岗一带分布着众多坟墓。这些坟墓多数属于小型墓葬，并未发现规模宏大的大型墓葬。石子岗下方是建康城一个经济繁荣的区域——长干里。长干里的居民大多选择在邻近的石子岗安葬逝者。由此可以推断，长干里居民的阶层地位相对较低。
幕府山、甘家巷、上坊、西善桥、板桥、江宁等地的吴晋墓，在建业宫城稍远的位置，比石子岗的发现更令人瞩目，尤其是其中的II、III型双室砖墓。这些墓葬的主人，从籍贯看，既有本地人也有外地人，从社会阶层看，既有官员也有普通百姓。可以推知，建业这座都城及其周边地带，就像一个汇聚了不同人群的熔炉。
五、结语
早先说过，建业的原住民其实是较早迁往南方的汉人，孙吴建都之后，这里作为军事和政治中心，迅速吸引大量外来人口聚集，建业因此成为中原力量南下的重要基地。
居住在都城建业及其邻近地区的本地居民或外来者，其上层社会对于源自黄河中下游的新思潮能够乐于接纳，这或许与文化归属感有密切关系。与近四百年后隋朝消灭陈朝的局面相比，东吴和两晋时的情形大相径庭。这可能是因为在孙吴、西晋及东晋南渡之时，长江下游地区的地域文化尚未成熟。到了六世纪，历经六朝四百年的演进，江南地区的地域文化已经成熟。
倪润安：北魏平城墓葬的“魏晋之变”
倪润安
平城相关的北魏陵寝和都城遗址，至今仍缺乏明确认知。因此，倪润安的研究重点在于平城墓葬的演变脉络。汉代墓葬形制五花八门，构成体系多元，来源复杂。唐代墓葬则呈现出整齐划一、风格趋同的特点。从汉代到唐代这一历史阶段，实质上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墓葬规制进行了深刻影响。西晋时洛阳地区推动了墓葬制度的重要变革，使得墓葬习俗从原先的隆重厚葬逐渐转变为较为节俭的薄葬方式。北魏洛阳的众多墓葬特点，与西晋洛阳极为接近，这种近似性究竟源于何处？探究其成因，需上溯至平城时期。
西晋都城洛阳的典章制度形成之后，其中一部分人迁移到南方，另一部分人则留在北方地区。到了北魏时期，统治者实施了两次政策调整。首先他们试图确立一种号称具备曹魏特色的体系，并采纳了边远地区的某些做法。然而最终他们还是不得不重新采用晋朝的制度规范。
倪润安指出，拓跋珪受到慕容垂的启发，对魏地的历史地位形成了自己的认识。这或许是他后来选择以魏为都城的关键原因。而确立魏这个国号，就必须配套建立相应的制度体系。北魏初期在制度建设上经历了两次重要尝试。一次是道武帝效仿后燕的做法。另一次则是在北方统一过程中，北魏统治者进行了进一步的变革调整。
一、魏制的建立
初次尝试，历史考证将其命名为“天兴新制”。拓跋珪消灭后燕之后，立即在天兴元年全面采纳并推行后燕的制度。然而，北魏在燕国灭亡后，其占据中原的野心已从针对后燕转向了针对东晋，企图继承曹魏的身份成为中原的统治者，同时排挤东晋，否定其继承西晋的法统。但是天兴新建立的制度，其采纳的后燕部分大多源自西晋，这和拓跋珪尊崇魏朝贬低晋朝的想法不一致，因此很快就废止了。这是首次确立魏朝的制度，本质上是对后燕制度的一种效仿。
借鉴后燕鲜卑的旧习，是草原文化的一种浅薄表现，无法促成北魏统一北方，太武帝在延和元年察觉到必须进行整合与革新，因而重新下达了诏令，倪润安将这次变革称作“延和新政”，指出改革之后平城的墓葬展现出了一种全新的文化特征
从整体角度分析，墓葬文化包含众多复杂元素，特别是壁画方面，主要源自东北与河西两地，同时夹杂少许中原成分。太武帝刻意排除陶俑这类受“晋制”影响的关中物品，意图构建一套“曹魏”体系，然而最终却发展出具备独特风格的“北魏”制度。
二、复归“晋制”
平城晚期墓穴的构造样式，正是西晋时洛阳墓穴演变所达成的最终形态。北魏初期，关于墓主人生平的记述能够附加在陪葬品或绘画上，同时开始运用专门的砖砌、石质墓碑。到了北魏中期，情形就和西晋相似，主要采用长方体砖质墓碑、碑状或长方体石质墓碑这类专用墓碑来记录。西晋时期洛阳的墓葬中并未发现壁画，不过出土了大量的俑和模型陪葬品；到了北魏中期，平城的墓葬明显减少了墓室壁画的绘制，转而重新形成了完整的俑组合。
三、平城墓葬的“魏晋之变”
为何北魏的制度体系会刻意效仿西晋的特色规范？倪润安指出这与南北方的正统之争存在关联。太武帝构建的这种区别于“晋制”的文化架构，在正统角逐中并未展现出理想效果。因此他宁愿舍弃更为充实的内涵，也要采纳西晋的模式。这种学习活动或许自文成帝时代便已启动，直到孝文帝时期才演变为普遍趋势。此后，北魏文明朝着恢复“晋朝旧制”的方向持续发展，在北魏后期，洛阳一带的变革步伐明显加快。与此相应，北魏平城地区的墓葬习俗也跟着经历了“魏晋时期转变”的再次演变。
沈丽华：东魏北齐邺城的都城与陵墓
沈丽华
魏晋南北朝时期，东魏北齐的邺城已进入衰落阶段，但在隋唐看来，这却是一个新的开端。通过考古研究可以发现，邺城主要由邺北城、邺南城以及外郭区构成。由于漳河多次泛滥，导致邺城遗址的发掘工作面临诸多阻碍，目前进展较为缓慢。
一、邺城的营建过程和布局
东魏北齐在邺城进行的营建工作，主要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东魏早期、北齐早期以及北齐的中间和晚期。
东魏初期开始修建新城，是因为迁都邺城后，迁入的人口数量庞大，而原来的北城区域显得过于狭小。修建新城的主要目的是建造宫城城墙，以及宫城内部的重要建筑。北齐初期，工程建设主要集中在宫殿的增建和改造上，还在内城区域新建了太庙，并且将外郭城区的面积进行了扩大。北齐王朝进入中期阶段之后，尤其是武成帝在位期间，大规模兴建了众多宫殿、园林以及佛教寺院，许多改建和扩建项目得以实施，导致邺城的整体布局发生了显著变化。
依据《邺都宫室志》等史料所述能够总结，邺城大体包含宫殿、南城、北城以及外城等区域，南城与北城相对排列，和宫城、外城共同构成环状布局。沈丽华认为，邺城都城规划的形成始于东魏初期，最终确立于北齐天保时期。都城布局呈现中轴对称形态，东西市场各自独立，属于规整划一的里坊式构造。这既是对汉魏以来传统的继承与总结，又初显了隋唐两京的雏形。
二、东魏北齐邺城的考古工作成果
内城方面的考古活动相对较少，仅有的工作集中在1985至1986年期间进行过探测，那次探测证实了存在一些边界不规则的城墙设施。
东魏北齐时期的邺城外郭区，相关研究首次在1994年得到关注。自2001年起，邺城考古队将主要精力投入该区域，并取得诸多关键成果。然而令人遗憾，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并证实外郭城的墙体遗存。在南郭区，考古人员发现了两座寺院，它们的建筑样式突破了以往前塔后殿的布局，展现出隋唐时期佛寺的基本形态。这两座佛塔的基座在规模构造和建造方法上如出一辙。东郭区东面，靠近推测的外城区域，发现了藏有物品的坑洞。东郭区大约正中央，还发现了手工作坊的遗迹，估计是官方经营的手工业聚集地。
京港高速公路的规划最初打算穿越邺城遗址，后来工程路线发生了调整。在改线过程中，出土了众多墓葬和遗址遗存。这些出土的遗迹都属于北朝年代。而发现的墓葬，要么早于北朝时期，要么晚于北朝时期。既然这一带出土了这么多大型建筑遗存，那么它还能被认定是在城外区域吗？
三、邺城的都城布局和研究
东魏北齐邺城都城的复原工作，沈丽华将其划分为三个时期，根据史料记载，邺城布局以龟形为特征，因此推测其整体形状应为圆形，这一观点得到了考古探测的支持，勘探结果显示邺南城的东南方位和西南方位呈现弧形轮廓，然而由于北面区域利用了邺北城的部分结构，导致该区域并非圆形的弧形，2000年时朱岩石先生对邺城的外围城墙进行了分析和重建。2001年，傅熹年先生在邺城勘探基础上，推演了该城整体形态，并将宫城设计为三层结构。2010年，日本学者村元建一指出，复原东魏北齐邺城时，需借鉴北魏洛阳城经验。文献资料表明，东魏北齐邺城是北魏洛阳城的仿制版本。综合分析这两座城市，或许能为理解中世纪都城布局提供启示。
四、邺城周围的陵墓
邺城地区出土了三百多座墓葬，但实际公布的信息有限。沈丽华将它们归类为四个等级，包括特大型、大型、中型和小型。大体来看，那个时代的墓葬布局没有显著差异。墓室的大小显示出身份的差别。至于陪葬物，从种类角度分析，形制的演变并不突出。差异主要体现在搭配方式上。例如在东魏早期阶段，陪葬品里的陶器种类较为丰富，但到了北齐初期，虽然器物样式保持不变，材料却转变为青瓷。
五、邺城的陵墓布局
邺城的墓葬布局，主体上呈现弯月状或曲线形态，主要坐落于该城西部区域，大致可以划分成三个主要部分。最北面分布着北齐的皇家陵寝，中部位置则是北魏的皇家陵寝，而更靠南的区域则散布着以往较少被留意的中低阶官员墓地。事实上，东魏时期最早形成的，是北魏的皇家陵墓群。这种分布格局沿袭了洛阳的习俗，基本上遵循着家族合葬的原则。依照君主的世系传承，其子孙后代通常会被集中安葬在同一个区域内。北魏被东魏取代之后，墓园整体出现显著变化。皇室陵寝全都迁往西北方位。墓穴布局不再遵循家族合葬旧制，沿着滏阳河走向，依据年龄长幼，从东北向西南顺序安放。除皇室墓园外，其他名门望族及功臣墓冢，部分位于皇陵两侧，极少进入核心地带。而大多数汉族官僚的墓葬和平民的墓葬都在南侧。
报告环节结束后，在场学者就报告的内容作进一步讨论。
耿朔
耿朔在中央美术学院指出，为何东吴高等级墓葬的分布较东晋更为零散，从地理角度分析，马鞍山一带的东吴墓葬圈，并不属于建业都城的范围，与建业王室居住地相距较远，他对此十分关注，探究该区域是否属于高等级墓葬区，这类墓葬区的形成过程，以及是否经过人为规划等问题。东晋时期，基本上没有发现东晋南朝的大型墓葬，这类墓葬多集中在孙吴时期。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张学锋以东晋帝王陵寝的分布来说明情况。他提出父子合葬的地点或许会构成一片陵区。东晋时期规模宏大的墓葬和帝王陵区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带，这是由于皇位的传承方式三次发生变更所致。具体而言，皇统的延续经历了父子相继和兄弟相继两种模式。相比之下，孙吴政权各位君主之间鲜有父子相承的现象。这种情况造成孙吴的大型墓葬分散在各个不同的地方。
关于马鞍山的状况，或许与那个时期长途货运主要依赖长江有关，从建业前往马鞍山，陆路距离较长，而水路则更为便捷，因此马鞍山区域得以形成众多大型墓葬，这与该地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
孙吴朝代的大型墓葬数量较多，这或许同孙吴政权的架构以及当时社会的矛盾有关。孙吴时期，稳固的中央集权体制尚未建立。与此同时，东晋时期的世家望族离开了原籍地，无法再获得家乡的承认，只能依靠权势，因此他们的居所就更加靠近政治核心。这些因素造成了两个不同时代的墓葬在地理位置上的区别。
耿朔指出，北魏平城墓葬所展现的，是物品与物品之间的关联，但这种关联并非直接形成，其本质是人与人的关联。曹魏西晋至北魏平城，时间跨度已逾百年。如此漫长的间隔，物质文化层面如何能够形成真正的联系？比如以竹林七贤为描绘对象的图画，在南朝的地下安息之所和北齐山东的地下安息之所中都能见到，与其说北齐的地下安息之所文化受到了南朝的感染，不如说北方读书人的生活受到了南方的触动，最终反映在地下安息之所与地下安息之所的关联上。这种关联怎样去理解？
倪润安认为解释之所以多样，是因为依据不够充分，而且背景情况也不稳定。以他的研究报告来说，最早促使他进行这项研究的是历史文献的记载。但是，北魏声称继承晋朝的水德，是在他们准备迁都的时候。那个时期，考古学上的文化特征已经和之前大不相同。这就迫使他必须弄清楚这些现象产生的最初源头。他通过这些现象一步步地反向探究，最终提出了魏制的概念。竹林七贤的内涵，在于人们对其文本的解读，这些解读或许彼此缺乏关联。北齐时期出现的现象，源于当地与中央的矛盾，地方受到较多限制，因此该题材的运用成为他们表达对中央态度的方式。这可以作为一种说明。
胡鸿
胡鸿则对武汉大学张学锋的看法表示不解，那观点称吴地的建业并非土著聚居地，所谓土著实为约汉代从北方迁来的族群。胡鸿举出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交州土著的例子，指出魏晋南北朝时的交州居民，多为东汉时期或西汉与东汉交替期间的动荡中南迁者。然而，北方移民到来之前，当地本就存在土著居民。他们的文明持续遭受后来者的侵蚀和覆盖，好比考古现场的地层结构。虽然最终呈现给我们的只是最表层的新近文化，但依然有可能深入挖掘那些深藏的文明。他因此大胆分析，在建业的案例中观察不到那些墓葬带有吴人特征，或许是因为上层吴人已彻底融入汉文化，因此难以分辨差异；而底层吴人则沦为社会最底层，他们的墓葬被考古研究者所忽略。
胡鸿还觉得倪润安的陈述在跟历史背景融合的环节有些瑕疵。学术界对于魏朝的制度，包括魏的国号是不是沿袭曹魏，一直有不同看法。北魏方面也从未否认过西晋，原因是北魏的统治地位与西晋的正统性密切相关。魏制是否属于曹魏的体系；北魏初期虽然并非完全依照西晋中原的文化习俗，但究竟是否刻意效仿曹魏，抑或是借曹魏的名义，融合周边尤其是边疆各民族的文化元素，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制度，这些疑问仍需进一步的研究来证实。
会议结尾，李梅田进行了归纳。城市与陵寝，作为历史考古领域的两大关键议题，以往研究很少将二者并置探讨。通过三位学者的报告，可见研究范式已有显著演进。诸如“都城圈社会”这一提法的问世，表明学界不再仅仅割裂地审视城市自身的演进脉络与空间格局，也不单方面地分析城郊的墓葬分布。而是开始将两者融合，视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城市是生命活动的场所，陵墓是逝者安息的所在。生死是人类社会亘古不变的话题，也是我们这个历史阶段考古工作极为关注的研究对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城市和墓葬具有独特之处，在两个大一统政权交替期间，呈现出显著的承前启后性、多元交织的特点。过去探讨汉代至唐代，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城市，通常仅将其归类为里坊制或封闭性城市形成的阶段。然而，除了这一特征外，我们还需更周全地审视其与墓葬的联系，以及和都城范围之外其他遗址的关联。特别是随着考古发现日益丰富，应当将各类资料整合起来进行分析。我们今后不仅盼望有更多考古新发现，更盼望考古领域的学术议题能更加丰富多元。
（说明：沙龙纪要内容未经发言者本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