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疫情形势依然严峻，不过2021年中国考古领域的野外调查依然成果显著。众多考古工作者迅速回到岗位，积极开拓工作途径，全年涌现出大量珍贵考古成果。我们沿袭了前两年的做法，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再度合作，邀请了九位专家学者共同执笔撰写《考古2021》的综述性文章，目的是为读者系统全面地回顾过去一年内中国各项重大考古发现。
时光飞逝，中国现代考古学于2021年成功举办了百年纪念活动。在第三届考古学会议期间，考古学会与文物报社共同揭晓了“百年百大考古成果”的评选结果。其中，有六项成果与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历史紧密相关，例如位于吉林集安的高句丽都城遗址，以及河北临漳的邺城遗迹，这些成果在总榜单中占据了约六分之一的比例。在河南、河北、山东、湖北等省份的众多世纪考古成果里，同样包含了不少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宝贵遗存。
另外，《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在10月26日由文物部门正式发布。该规划涉及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要遗址共九个，包括邺城遗址、高句丽遗址等，对这些遗址开展持续的考古发掘，无疑对学术研究有着重大价值。
都城遗址考古方面，洛阳汉魏故城和临漳东魏北齐邺城收获了关键成果。地方城市方面，路县故城、章安故城等也发现了新的考古信息。另外，坝顶祭祀遗址的挖掘工作还在继续进行。
汉魏洛阳城遗址在河南省洛阳市东边十五公里处，是研究汉魏洛阳城历史的关键地点。今年，考古工作的核心放在了宫城2号殿址（显阳殿）和阊阖门到建春门的大道遗址上。宫城2号殿址位于太极殿的北面。2020年完成了初步的挖掘工作，2021年则对周边的附属建筑进行了更深入的发掘，尤其仔细考察了宫院外围的建筑遗迹。这项工作首先大致描绘了该殿址所在宫院的整体形态和构造方式，其次明确了台基夯土的建造方法和施工步骤。另外，对阊阖门到建春门道路遗址的勘探也收获了显著成果，特别是在宫城区域以及东、西宫门遗迹的挖掘过程中，弄清了千秋门遗迹的基本构造和空间安排。这些成果为深入探究汉魏洛阳城宫城的规划形态和文化特质提供了珍贵依据。
北魏洛阳城千秋门遗址的考古发掘在2021年继续进行,考古人员以探究东魏北齐邺城宫城区的平面构造为目标,围绕邺城遗址开展行动,重点对宫城区北部实施了细致的考察和挖掘工作,主要关注206号大殿旁边的附属建筑,以及209号大殿所在的位置。经过细致研究，考古工作者弄清了206号主殿旁的西边走廊的根基构造，这种建造方式跟早先找到的东边走廊相同，都是中间地方开阔，两边地方窄小。这条走廊是南北走向的，北面跟206号主殿的回廊紧挨着，里面的柱子排列、用砖铺成的地面排水处、排水的水道以及隔断墙等旧物都还能清楚地看到。
209号大殿的挖掘工作也收获了显著成果，此殿坐北朝南，同206号大殿相隔三十米左右。初步探查表明，它的基座东西方向长四十二米，南北方向深三十三点六米，基座周边尚存宽约二点四米的砖砌散水。基座东面稍偏南的位置，还发现了一处连接走廊，该走廊同东面的附属廊屋相连。另外，发现了多种建筑构件，包括基础石头的碎片，表面磨光的黑色灰色板瓦，圆筒形的筒瓦，以及带有莲花图案的瓦当，这些发现为探究宫城构造样式和制作技术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物质依据。
这项考古行动，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东魏北齐邺城宫城核心区域北部的构造情况，同时为深入探究宫城规划、促进邺城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与建设，提供了新的文献依据。
东魏和北齐时期的邺城宫城区北部，有两座名为206号和209号的大殿，它们是考古学界关注的焦点。最近，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在六朝建康城遗址的多个地点，包括利济巷、评事街、西街等地，发掘出了大量新的考古发现。在这处地方，特别值得关注的发现是在利济巷2号东边那块地的挖掘工作中，找到了六朝时期的灰坑、水井和道路等遗址，并且获得了青瓷碗、盘、盒以及莲花瓦当等有价值的出土物。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考古人员觉得一条长度达到18米、宽度在5到8米之间、厚度为0.32米的道路L1，它的走向和宫城的主轴线成直角，或许具有非同寻常的历史价值。
此外，路县故城遗址是一处关键的考古发掘地点。这个遗址坐落于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的北部方位，包含了城内区域、城外附属遗址以及城郊墓葬群等多个组成部分。从西汉朝代开始，直到隋朝和唐朝初期，这里长期作为县级行政单位的中心区域。近期，北京市文物研究机构在城址南郊发掘一处藏匿坑洞，洞穴内出土带盖铁罐，罐内分层有序安放着94件铁质器物、15件铜质器物和2块石质砚台。这是路县故城遗址以及北京市范围内首次发现的魏晋至北朝时期规模庞大的窖藏，对于探究城郊遗址区的实际用途、当时民众的生存状态和生产作业流程，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章安故城遗址位于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属于一项重大的考古发现。该遗址展现了六朝时期的居住场所、交通路线以及水道等遗存，并且发掘出了251件出土物，这些遗物大致可以归类为建筑构件和日常器皿两个类别。其中，砖块上刻有的“宋元嘉五年九月造”、“太康九年”、“普通”以及“大通元年八月”等年代文字，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参考依据。出土的两处建筑遗址面积广阔，房间数量可观，所用建材十分精良，估计属于高级别官府建筑。它们北边发现的东西走向道路以及并行的水道遗迹，或许界定了官署建筑的范围。综合考察，这些建筑遗存的时代大约在东汉到北宋初期之间，和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章安故城情况相符，从而更加明确了章安街道回浦村长嘉屿山南一带就是古代临海郡郡治章安故城所在区域的判断。章安故城是汉唐年间东南沿海的一个关键港口城市，它的遗址保存了许多历史信息，但其中很多内容还需要通过考古工作来深入探索。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考古新发现出现在坝顶遗址，这个遗址坐落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北部武川县大青山蜈蚣坝的顶端位置。经过多年不间断的勘探工作，遗址的整体布局已经能够被大致掌握，从核心区域向外依次分布着中心建筑、内部壕沟、内部堤防、外部堤防以及外部壕沟这五个组成部分。去年挖掘活动的重点放在了遗址的东边区域，对内部壕沟、内部堤防、外部堤防和外部壕沟的部分地段进行了清理，同时深入挖掘了中心建筑内部的空间。出土的遗迹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底层的祭拜坑洞，中间的北魏祭拜地点，以及顶层的北齐时期遗迹。其中，底层的祭拜坑洞尤为引人注目，里面发现了四处圆形或椭圆形的坑，通过层叠关系可以确定这些坑的年代早于北魏的祭拜建筑。部分坑洞旁边还树立着成对排列的木柱，并且出土了丰富的骨制品、石器以及动物骨头等文物。这些发现跟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年）派官员李敞去嘎仙洞祭拜祖先的风俗很接近。而且，从北魏祭祀场所出土的北齐“常平五铢”铜钱和写着“广纳戍”字样的陶盆等文物可以知道，这座建筑在北齐时期曾经做过广纳戍的临时驻军点。该遗址顶部所见建筑，综合了汉代至魏晋时期明堂、辟雍、灵台等祭祀性建筑的部分特征，其建造目的十分明确，是为了进行宗教仪式。
另外，无锡江阴港欣地区发现了六朝至唐宋年代的遗迹，里面包含六朝时期的建筑基础。镇江铁瓮城西门地点、徐州文庙底下城市地点、邳州蒋庄汉晋时期的聚落地点，还有溧阳古县地点等地方，也都有新的文物探明。
考古工作收获颇丰，涉及多个朝代，包括三国、北朝等，分布范围很广。其中，咸阳洪渎原墓群的探索尤为引人关注。
二零二零年六月份到二零二一年十一个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咸阳市渭城区底张街道和北杜街道展开了范围广泛的考古挖掘工作。这项挖掘工作总共发现了从战国时期到明清时代的古墓共计三千六百四十八座，里面包括了西晋时期的一个家族墓群三处、十六国时期的家族墓群三处、十六国到隋唐时期的公共墓场一处，并且还发掘了北朝和隋唐时期的墓园共七十七座。这些古墓群坐落在汉长安城与唐长安城北部的洪渎原区域，是那个时代地位仅次于帝陵陪葬的顶级安葬场所，据文献资料所载，此地多数安葬的是皇室亲属及朝廷重臣。
西晋到十六国的家族墓园在构造上展现出与众不同的格局，它们不修筑壕沟和界域，而是依靠地理位置来划分区域。相比之下，北朝与隋唐时代的墓园则普遍采用壕沟和界域的规划手法，园内排列井然有序，彼此之间没有妨碍。这种安排反映了单人安葬、夫妻合葬至子孙依附先人、后代回归祖坟的逐步发展，同时突出了封闭壕沟和家族陵园在隋唐时期高级别坟墓中的关键作用。
洪渎原墓群中，既有秦咸阳城、西汉至北周长安城、隋唐长安城等不同历史时期的墓葬，也有宋代起咸阳城及其周边县镇的居民墓葬，时间跨度长达2200年，堪称一处大型历史集中墓葬地。该墓群位于京城附近，墓主身份普遍尊贵，因此对于探讨中古时期的墓葬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这项考古成果不仅获得了第二届（2021年）“陕西关键考古新收获”的认可，还成功进入了全国十大考古新收获的最后评选阶段。
西晋年间，咸阳洪渎原布里墓园呈现了一种别具一格的家族安葬格局。该墓园没有开挖围沟或划分界域，而是借助精心的场地空间安排来区分各个家族的成员。这种安葬形式，既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家族血统延续的看重，也为后人探究西晋朝家族体制和社会构造提供了宝贵依据。
北魏年代，大同市考古部门在智家堡村往北偏西的地方勘探了六十七处墓穴，当中特别突出的是一座仿照木头和石头建造的棺椁墓（M57）。这座墓穴朝南背北，构造非常考究，包括一条倾斜的墓道、两个通道、一个天坑、两个壁龛以及墓室等部分，彼此搭配得很好。石棺安放在墓室里偏北的中央位置，它东西方向宽有三点三米，南北方向深有一点八米。石椁的构造借鉴了木结构房屋的样式，采用单坡悬山顶，呈现双面倾斜的形态，布局为前有走廊后有房间，整体占地三间，正中间位置设有入口，但没有安装门扇。通过观察明间西侧廊柱上的铭文，能够判定该墓穴的建造时间是在北魏太安二年（456年），墓穴主人是担任陵江将军及扶风太守的吕续。
山西大同智家堡北魏墓的石门和石椁，体现了那个时期的精湛技艺。北京方面，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在密云区季庄村发掘了一处西晋墓穴，这座墓穴设有墓道，由前后两个砖室构成，并且出土了陶罐、陶琬、陶钵等有价值的文物。另外，济南市考古研究院在莱芜区口镇街道里村西的墓地进行发掘，发现了从汉末到魏晋时期的坟墓共十一座，其中有砖室坟墓和砖椁坟墓，还出土了陶制的罐子、陶制的壶、铜制的镜子以及铜制的钱币等文物。
当前，南京市考古工作也收获了显著成果。栖霞区栖霞街道上梅墓村村北，发掘出东晋蔡氏家族的陵墓。此次发掘共计清理了七个墓穴，其中三座是东晋时期的砖室墓。这些墓穴内，出土了青瓷碗、陶质凭几等珍贵文物。M2墓中共发现了六块墓志砖，砖上铭刻有“济阳郡圉县蔡盱字仲舒”等文字，这些发现为探究济阳蔡氏家族的历史提供了关键依据。M3墓的砖文同样表明，墓主人属于蔡氏家族。这一成果不仅补全了南京地区济阳蔡氏家族的考古记录，也为考察济阳蔡氏的世系传承、家族间的通婚情况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
南京市考古研究院于三月至七月期间，在江宁区小李家村北方进行发掘作业，偶然发现三座南朝砖室墓以及一条水道。这些墓葬坐落于胡芦山南麓的平缓坡地上，除M2之外其余墓葬损毁严重，唯有M2保存相对完整。M2墓葬的布局呈椭圆形，包含斜坡墓道、通道和墓室三个部分。甬道中尚存半圆形的石质门框，墓室背侧也显现出半圆形的外部轮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墓穴底部配置了完善的排水系统，四周墙壁采用模印花纹砖砌筑，图案包含莲花与菱形网格组合纹样、货币纹饰等图案，砖块的端面还刻有“张”字。另外，还发掘出石质祭台、石制帐座、陶制俑人、陶制碗器，以及金质饰品和铜制钱币等重要文物。根据墓葬的形制和出土器物，专家推测其时代约为南朝中晚期。
此外，在同一个地方还发现了一条形状轮廓接近U形的壕沟G1，它主要分布在墓穴的西边、南边和东边，并且往西北方向延伸到了池塘那里。根据考古挖掘的结果来看，这个壕沟很可能是前面提到的那三座墓的墓坑边缘。这个墓园所在的地方地理位置非常特别，它的南面大约1.6公里远就是初宁陵石刻，而北面则是六朝时期墓穴集中埋葬的区域，在这一带多年来已经出土了好几座属于萧梁朝代皇室成员的墓葬。这三座墓葬虽然损毁程度很大，不过它们的布局整齐，等级也很高，由此可以推断它们很可能是家族墓，并且与萧梁皇族存在某种联系。
另外，南京市的考古研究所在2020年10月到2021年3月期间，于雨花台区西善桥刘家村那片土地上，发掘出了47座古代墓穴，其中还发现了两座属于六朝时期的墓（M9和M41）。这两座墓都是竖穴土坑单砖室的结构，并且出土了包括陶器、青瓷器和石器在内的多种文物，共计超过20件。M41墓的体量十分可观，整体长度达到9.6米，此外，从墓穴中发掘出了石龟趺墓志，并且还有石俑、石马等石制随葬品，这些发现都表明了该墓穴的等级较高。
配合扬州市化工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F2地块也发掘了一处砖室墓。该墓葬出土了铜器、铁器、陶器、瓷器、石器等不同类型的文物共25件套，并且从出土砖上的铭文可以推断该墓葬的建造时间为西晋“元康七年”，是扬州地区少数几个拥有确切纪年的西晋墓葬之一。
2020年6月到2021年6月期间，为配合孔望书苑二期小区的建设工作，徐州博物馆和连云港市博物馆在连云港市海州区朐阳街道孔望山村南边的台地上，联合进行了考古发掘，共计发现18座魏晋时期的墓葬。其中，编号为M64的墓葬是一座竖穴土坑砖室墓，它的前室部分面积不大，形状为正方形，顶部有盝顶结构。在前室西侧的位置，特别设置了一个长方形的砖砌平台。那个地方是狭长的，顶部有拱形构造，不过因为被盗得厉害，只找到了几件刻有方格图案的硬陶罐、一面铜镜和若干铜币作为陪葬物。
另外，于浙江省丽水市云和县白龙山街道黄水碓村，研究人员也发掘出七个独室砖室墓穴。这些墓穴中出土了青瓷陶器、铜镜、铜印以及铁制刀具等共三十二件陪葬物品。依据出土的陪葬品和纪年墓砖上的文字，学者们推断这些墓穴或许属于东晋成帝到穆帝年间（公元三二五年至三六一年）的徐氏家族成员。这次出土是浙南西部首次见到载有文字的纪年墓群，对探究云和徐家历史，以及汉末至六朝时浙南西部地方政权运作、商贸活动、社会风尚和埋葬传统，都具有重大意义。
在浙江安吉孝丰镇安吉古城西南部的摘帽山墓园，考古工作者发掘出汉代至六朝时期的墓葬共125处，其中用砖砌成的墓室有104座。这些墓穴大多为80座顶部呈拱形的单间墓，也有4座顶部呈球形结构的单间墓，以及20座分为两个墓室的墓穴，它们的主要建造年代集中在东汉末期和孙吴年间，只有极少数属于晋朝。发掘时出土了八百多件陪葬品，以硬陶为主，兼有少量釉陶、泥质陶和瓷器，此外还有铁器、铜器和玉石器等。这些用器主要有罍、罐、壶、钵等种类，而象征性的器物则有灶和水井等。摘帽山墓园依山傍水，整体布局井然有序，分区划分清晰，明显是经过精心规划的家族陵寝。安吉县自东汉末年从故鄣县南部开始建立以来，摘帽山墓葬群的时代背景和地理位置都非常吻合。而且，新近发现周边的许多规模宏大的汉六朝墓葬群，也为探寻最早的安吉县治提供了关键依据，对于认识汉六朝时期墓地与城市之间的联系具有重要价值。
浙江绍兴地区最近发现了许多六朝时期的墓葬群。在栖凫遗址，考古工作者整理了37座从西晋到南朝的坟冢，发掘出168件陪葬品，涵盖陶器、瓷器、铜器、银器、玉器和石器等种类。其中，M5墓是一处保存相当完好的西晋末年有明确纪年的墓葬。联合村墓群主要发现了汉代和六朝时期的墓穴，一共发掘了43座，出土文物超过200件，其中以原始瓷器、带有印文的硬陶、经过高温烧制的陶器和青瓷制品为主，这些是主要出土的器物类型。鸾宝山墓群则以六朝和唐宋时期的墓穴为主，清理出来的墓葬数量达到了55座，出土的陪葬品有68件或者说是68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M3号和M26号两座西晋时期的大型墓穴，它们的构造保存得非常完整，规模也相当可观，这种情况非常少见。这些出土文物为绍兴境内战国至六朝时期的墓葬探究增添了重要依据，尤其是数座明确刻有西晋年号的墓葬，它们在确定年代方面作用突出。
另外，在湖南益阳大海塘墓群，专家们探测到一座东汉末年至三国东吴年间的土坑洞室墓穴。这种墓葬形式与当地同期居民的埋葬习惯很不相同，分析认为墓主人或许属于从北方迁移而来的族群。而在湘南的五里坪墓群，考古人员清理了44座坟茔，其中有一座属于六朝时期，并且找到了青瓷盘口壶、盏等有价值的器物。渡头墓群共发现7处墓葬，其中有一座是西晋时期的砖室墓，出土了诸如六系罐和钵之类的陶瓷器物。黄泥塘墓群则发现了11座墓葬和1处房址，包括6座建于东晋至南朝的砖室墓，出土了青瓷四系盘口壶，以及刻有“永和三年”和“义熙十年”纪年的砖块等文物。
此外，重庆市高新区金凤镇海兰村的黑房子崖墓群也实施了紧急修缮作业。此墓群共计出土了东汉到六朝期间的墓葬十七座，显示出这一区域具备显著的分布范围和悠久的存续历史。这些出土文物为深入探究川渝地区东汉至六朝时期的墓葬构造与葬俗提供了关键的参考资料。
另外，在山东邹城、江苏南京、常州、丹阳、句容、徐州、连云港这些地方，考古工作者也发掘出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坟墓，但具体的考察结果还没有发布。另外，这个时代的佛教遗迹考察也获得了显著成就。在河北临漳、江苏南京、山西大同、山东博兴、吉林珲春这些区域，佛寺的发现接连不断，为探究这一阶段的佛教文明提供了珍贵的物质依据。
邺城遗址位于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西南方向，从2002年开始，邺城考古队就针对“东魏北齐邺城外郭城范围和平面布局”这一研究项目，对邺南城东南一带持续进行勘探和发掘工作。核桃园北齐佛寺，也就是北齐大庄严寺，是东魏北齐邺城东边中轴线上的一个关键建筑，它的中心部分有五个建筑台基，从南往北排，分别是1号塔基、5号门址、2号佛殿、3号佛殿和8号复廊，这些年一直有考古发掘，这些建筑遗迹已经慢慢被发现了。
二零二一年，研究重点放在二号殿堂旁九十米远的九号建筑遗址上。考察发现，这里的历史遗迹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仅能辨认出几条交错排列的瓦墙，后期则是一处宏伟的建筑物，东西宽约十七米，南北长三十多米，外部有砌砖的墙基、散落的防水层以及用竖立瓦片铺设的通道。另外，在台基北面发现了许多用瓦片和砖块砌成的通道，通道两侧摆放着排列整齐的瓦片，通道中间是铺平的砖面。值得注意的是，紧挨着建筑基地北面的通道，或许与6号廊房存在连接关系。
此外，九号楼北面又发现一片住宅区，这些房屋呈南北走向分布，目前已经清理出三座布局相似的方形建筑，每座建筑大约四米宽。建筑之间有墙基和柱础的遗迹，入口处的砖砌道路与九号楼北部的通道相接。出土的文物主要是各类磨光的黑灰色砖块、板瓦、筒瓦以及莲花形瓦当等建筑构件，也发现了一些琉璃瓦的碎片。这些新成果有助于我们明确佛寺的分布区域和构造形式，同时也为邺城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邺城核桃园北齐大庄严寺的9号建筑遗址，部分发掘情形揭示了这片土地的重要价值，另一处备受关注的是南京市雨花台区石子冈西北段的西营村南朝佛寺遗址。自2019年以来，南京市考古研究院持续开展该遗址的发掘工作，已经成功探明了佛塔、佛殿、山门以及相连的廊道等多项遗迹，这些发现为探究南朝佛寺的构造和风格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南京西营村南朝佛寺遗址
这个遗址地处南京市雨花台区石子冈西北部的西营村，从2019年开始就吸引了许多考古学者的关注。通过不断进行的挖掘，佛塔、佛殿、山门以及相连的回廊等众多古迹被一一发现，这些发现为探究南朝寺庙的建筑格局和风格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实物资料。
南京西营村南朝佛寺遗址的详细考察
西营村南朝佛寺遗址里，1号佛殿非常显眼，因为它有长方形的布局，而且体积很大。已经发掘的部分显示，这座大殿的东西宽度有45.4米，南北深度超过了21米。台基上保留的两行磉墩，经过仔细研究，都表明是经过两次建造的，这些发现对了解南朝时期的建筑方法很有帮助。
遗址核心的2号佛塔构造更为精巧，台基为近似正方的夯土堆砌，每边长约18米，台基四周居中位置设有登道，东侧的登道保存状况较好，长度达到2.8米，宽度为2.1米。台基下方埋藏着一个近似正方的基槽，边长介于22.3至22.8米之间，深度为1.95米，采用黄土与卵石混合夯筑而成，显得非常坚固且敦实。
在夯筑台基的核心位置，研究人员识别出一处用于安放遗骨的矩形垂直洞穴遗址。洞穴底部出土了一件石质容器。该容器由基座、中部和盖子三个单元精密拼接构成，外部边长为88厘米，高度为78厘米，内部直径56厘米，高度40厘米。值得注意，石函中发现的铜钱最晚是刘宋元嘉四铢，这为确定佛塔舍利函的埋藏时间提供了关键依据，可以推断它不会早于刘宋元嘉时期。
南京西营村南朝佛寺遗址的进一步探索
遗址最南端，考古人员发掘出3号山门，该建筑横向长度约17米，纵向深度约10.7米，内部构造中设有隔断墙。1号佛殿与3号山门两边，均设有连接通道，佛殿两侧通道宽度较大，约5.4米，山门两侧通道则相对狭窄，深度约4.5米。出土了许多形态各异的泥塑作品，还有鎏金佛教造像的碎片，这些文物都极具特色，令人瞩目。另外，莲花纹瓦当、筒瓦以及大型石柱础等建筑部件也相继被发现。不仅如此，金器、玉石和玻璃制成的供品，这些珍贵材质的物品也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实物依据。
南京西营村南朝佛寺遗址出土的珍贵造像
南京西营村南朝佛寺遗址考古时，出土了许多造型别致的泥塑和鎏金佛教造像碎片，这些文物十分珍贵，一方面为探究南朝佛教艺术提供了重要依据，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佛教文化的兴盛与鼎盛。
南京西营村南朝佛寺遗址出土各类供养品
这一遗址是南京及南方区域首次较为完整发掘的佛寺遗迹，其构造保存完好，布局十分明确，为探究南朝佛寺的布局风格与建筑规范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依据。特别是在佛塔基座中发现的矩形竖穴式土坑遗迹，其形制独特，此前未曾见过，为舍利埋藏的研究带来了宝贵的新信息。这个地点还入选了“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2021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六大发现）”的最终评选名单，这体现了它极高的学术意义。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在古城东北部一处民居改造时，也发现了一处北魏时期的建筑基址。该基址保存部分为长方形，朝南坐北，规模相当可观。出土文物以具有北魏风格特征的筒瓦、板瓦、瓦当为主，瓦当上刻有“富贵万岁”和“莲花化生”的图案，此外还有青石望柱等建筑配件，同时出土了彩绘泥塑的佛教造像。这些彩绘泥塑佛教造像主要在建筑基址的北边和南边踏道处发现，为探究北魏时期的佛教艺术提供了关键的实物资料。根据发掘时的情形推测，这个建筑基址或许是一座边长大约40米的方形塔基，它的四面正中间都设有踏道，这种构造方式与方山思远佛寺以及洛阳永宁寺的布局方式相仿。这是大同古城中首次发现的北魏时期建筑遗址，而且地处北魏平城的主轴线区域，出土的文物数量相当可观，并且工艺十分精湛，具有显著的学术意义。
龙华寺遗址揭露北朝至隋唐时期佛寺基址
在山东博兴县北边十公里处，龙华寺遗址是一处北朝到隋唐年间很有影响力的佛教场所。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博兴县博物馆共同进行了发掘工作，发现了一座寺庙的遗址，并且清理出了供奉佛像的坑洞、储存铁器的坑、存放铜钱的坑以及一口水井这些古代遗迹。这个寺庙的遗址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最早的时候有朝北的讲堂、朝南的大殿和院落，南部还设有供人活动的场地。中期时，寺庙的占地面积有所增加，新建了北面授课的场所，东边和西边有附属建筑，周围有走廊，南面有主要殿堂，还有正门等设施。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东边附属建筑的基座土壤中，出土了许多隋朝时期边缘较宽的五铢钱，这些发现对于探究中期寺庙的修建时间和实际运用情况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后期寺庙是在中期建筑平台的基础上继续加建的，整体布局与之前大体相同。根据地层覆盖的文物考证，那座晚期寺院损毁的时间不会晚于唐代中期。这次发掘的龙华寺遗址，对于考察当地佛教的演变历程和文化内涵很有价值。
古城村1号寺与2号寺的考古发现
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市三家子乡古城村东面，有1号寺和2号寺两处佛教遗址。从2016年开始，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珲春市文物管理所就对这些地方实施了不间断的考古挖掘。虽然1号寺损毁得相当厉害，不过从出土的建筑物部件和佛教艺术品中，可以肯定它曾经是一座寺庙。至于2号寺，它展现了两个不同时期的遗迹。早期构造在后期修建时受到了严重损毁，现今仅可见地基遗迹和台基部分。然而，后期的遗迹保存状况较好，构造布局明确，已经发现了佛塔、佛堂、禅房、僧房等五个台基，并且出土了诸多佛教艺术品、建筑部件以及壁画碎片等宝贵物品。根据考察者的分析，二号寺庙的早期建筑可能始建于渤海王朝的初期阶段，而其晚期建筑则是在渤海王朝的中期和末期开始修建的，并且持续到了渤海王朝终结的时候。这些考古成果不仅有助于了解东北地区早期地面佛寺的建筑样式和规划方式，也为探究中原地区佛教向东北地区的扩散和作用提供了有价值的依据。
考古发现
在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市三家子乡古城村，有两座名为1号寺和2号寺的遗址，它们对于探究佛教发展历程具有重要价值。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珲春市文物管理所持续进行发掘工作，使得这些遗迹的诸多细节得以逐步呈现。尽管1号寺已经残破不堪，不过借助出土的各类建筑部件和佛教艺术品，依然可以证实它曾经的寺庙属性。2号寺的出土成果极为震撼，不仅展现了早晚两个阶段的遗迹，而且留存有相当完整的后期构造。已探明的佛塔、佛堂、禅房、僧房等五处建筑基址，出土了诸多佛教造像、建筑部件及壁画碎片等珍贵文物。这些收获不仅为探究东北地区早期地面佛寺的构造提供了参考，也为考察中原佛教向东北地区的扩散与作用提供了珍贵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