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地区魏晋墓穴出土的陪葬品和发现的墓穴，能够反映当时的社会阶层划分、葬礼习俗的演变，以及思想意识和民俗信仰的更替。文中提及的“魏制、晋制、汉制”这类名称，均源自韩国河先生所著的《秦汉魏晋丧葬制度研究》。过去的葬礼规矩界限不分明，属于丧葬习俗和制度的一部分，葬礼规矩主要关注物质层面，涵盖坟墓样式、陪葬物品等，当然也牵涉到与之关系紧密的汉族传统。
帝陵与陪葬墓反映的社会等级
最高级别的陵寝，其地位非常显著。首先，它彰显了政治意义，就是权力象征的体现。众多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了它特有的性质。其次，它反映了等级差异，以帝陵为参照，其他不同等级的墓葬在规格上可以有所区分。附属的陵墓不仅是整个陵寝系统的一部分，也是墓葬层级制度的一种展示。曹魏与西晋建都洛阳，该地是两朝的政治中心，其帝王陵寝多集中于此。现依据近年考古新获，对当时的社会阶层状况展开探讨。
（一）、帝陵
曹魏朝代里，洛阳附近只建了两座帝王陵寝，一个是文帝曹丕的墓，位于城北首阳山脉东边，名叫首阳陵，另一个是明帝的“寿陵”，建在大石山南麓（也就是现在的万安山）。这座寿陵没有堆土为坟，也不设寝殿，更没有建造园林市集，也没有开挖神道。
墓葬构造方面，可借鉴曹操高陵及西朱村M1、M2等实例，这些墓葬均属“甲”字形方坑明券式样，墓穴底部设有七级台阶；其中西朱村M1朝西，其余皆向东。墓道宽度普遍介于十米上下，长度约莫四十米；墓室布局为方形前后室，多采用条形大砖砌成。曹操的陵寝墓道长度为39.5米，宽度为9.8米；其墓室土圹的东西方向长度是18米，南北方向长度介于19.5米到22米之间，深度大约为15米。西朱村M1的墓道长度为33.9米，宽度为9.4米；该墓室的土圹东西方向长度为18.2米，南北方向长度为15米，深度大约为10.8米。
文献资料表明，陪葬物品的种类大多为陶制器皿，曹操在生命终结时也吩咐用常服下葬，不随葬金银珠宝等贵重物品，而曹操高陵以及西朱村M1的考古发掘结果显示，陪葬品确实以陶器为主，并且出土了带有文字的石牌。出土文物表明：西朱村M1中包含陶制的人偶、家禽、家畜、炊具、水井、磨盘、房屋模型、四耳罐、盘子、汤勺、加热设备、照明器具等物品，还发现了若干铁质帐篷构件和八块石质帐篷底座、四块石制墙壁、一块石制圭玉；此外，还出土了二百多块刻有文字的牌匾，文献资料记载西晋皇帝的陵墓共有五座：北邙山的东边是乾脯山，山西南面是晋文帝的崇阳陵，陵墓的西边是武帝的峻阳陵，北邙山的东北部有宣帝的高原陵和景帝的峻平陵，南边则是惠帝的陵墓。”。其中“乾脯山”即为“首阳山”。
偃师市首阳山镇鏊子山、枕头山墓区是西晋的崇阳陵和峻阳陵所在。西晋的安葬方式大多沿袭自曹魏，帝王陵寝也不设封土。关于西晋墓葬的记载见于文献，例如司马懿的《终制》中提及，“在首阳山营建地宫，不堆土丘，不植树木。”依据文帝的阳陵和武帝的峻阳陵的考古发现，能够知道这两个陵墓的上方没有封土堆，不过地面上存在一个特殊的标志，即石质墓表，这种构造不同于曹魏时期的墓葬。地下构造特征，枕头山墓园M1（崇阳陵）墓道纵贯46米，横跨11米，墓室纵深4.5米，横宽3.7米，高度达到2.5米；峻阳陵墓园M1（峻阳陵）墓道纵贯36米，横跨10.5米，墓室纵深5.5米，横宽3米，高度为2米，所有墓道均朝南延伸，所有墓室均为土洞式建筑。参照已出土的西晋邻近大型墓葬情形，可以推论出：“墓道必须包含向内收缩的多层台阶，数量最少应当是七级。”
西晋帝陵出土的陪葬品数量不多，这与司马懿在《终制》中规定的“只用当季服装入殓，不陪葬模型”有关。从目前发掘的帝陵陪葬墓来看，例如墓道设有七级台阶的偃师四方砖厂M1、六和饲料厂M4等，除了少量小型金属器皿和陶制罐子、盘子、碗碟之外，并没有发现其他陪葬模型。根据史料记载，帝王陵寝出土的随葬品数量可观，这说明文献中提及的多为墓主人生前使用的普通器具，陶器品类和数量明显下降，大概在规模较小的晋代墓穴里，常见的象征性明器模型并不常见。
（二）、陪葬墓
1、后妃陪葬
曹魏时期帝王与后妃的陵墓分开建造，皇帝的陵寝位于东侧，皇后位于西侧。例如魏文帝曹丕的文德郭皇后，她的陵墓建在首阳陵涧的西边；明帝曹叡的明元郭皇后，则葬在高平陵的西面。已探明的曹操高陵，是三位成年人合葬一处，男性遗骸的年龄与曹操相当，两位女性遗骸的年龄分别约为五十岁和二十岁。
武宣卞皇后根据其出生和去世的日期估算，享年69岁，所以她与丈夫合葬的高等级墓地，或许也是分穴安葬的。而除了皇后之外的其他受宠的妃嫔，史书记载：“皇后和贵人等级以下的妃嫔，没有跟随诸侯王去封地的，去世后都安葬在涧西，并且事先已经标明了安葬地点。”这些人可能都分布在后陵的周边区域。西晋时期皇帝和皇后的合葬方式有同穴和异穴两种，以分穴合葬更为普遍，因为“皇后去世后不能与皇帝合葬在一个墓穴里”。
宣帝司马懿的张皇后，景帝司马师的景怀夏侯皇后、景献羊皇后，武帝司马炎的武元杨皇后、武悼杨皇后这些人，也许都合葬在同一个地方；能够肯定的是，只有文帝司马昭的崇阳陵是皇帝和皇后合葬一处。其他帝陵附近嫔妃的陪葬情况，以勘探的峻阳陵墓地为例，出土了大、中型的西晋墓二十三座，这些墓葬分布紧密，主次关系清晰，其中编号为M1的墓葬位于墓地最东端，占据着最尊贵的位置，其规模最为宏大，其余二十二座墓葬则散布在墓地的西部区域，具体排列成南北四个行列。崇阳陵墓地，也就是枕头山墓地，地处峻阳陵东侧大约三公里的地方，也发掘出大、中型的西晋墓五座，这些墓葬的形制和布局与峻阳陵墓地的发现完全相同。M1坐落在墓园的东边，处在最尊贵的位置，其余四座墓葬位于墓园的西边，分成南北两个行列。这些M1都是帝王的陵墓，其他墓葬则是陪葬给帝王的妃嫔的。
2、贵族官宦陪葬
曹操在修建“寿陵”期间曾说过，那些为朝廷立下汗马功劳的公卿大臣和立有战功的将领，都应该陪葬在寿陵之中，要为他们的墓地预留足够宽广的面积，以便让他们都能有安息之所。这一说法表明了曹魏政权确实存在陪葬的制度。考虑到包括曹操高陵在内的三座帝王陵寝分别坐落在不同的地理位置，这些陪葬人员客观上是以单个帝陵为中心进行分布的，这与东汉时期那种将陪葬人员集中安葬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现已探明的孟津大汉冢ZM44，即曹休的安葬之地，其邻近区域及东部地带散落着诸多构造相似的坟茔，这些墓葬在方位上位于首阳陵的西侧，而曹休的离世时间晚于曹丕，因此推测他或许属于首阳陵的附属墓穴，然而该墓与首阳陵的实际间隔，却超过了后妃们的墓址。西晋时期帝王陵寝的附属布局，通常是以单个帝陵作为中心来展开的。文献和墓志里都能看到相关内容，《晋书》里收录了很多关于“赐予墓地”的记录，比如羊祜被允许在城外靠近陵墓的地方获得一顷地安葬。荀岳墓志提到，他特别被赐予了一顷墓田和十五万钱来办理丧事。因此他的安葬地点被安排在河南洛阳县东边，紧挨着晋文帝的陵墓道路右边。《左棻墓志》也记载，她的墓地位于峻阳陵西边边界之内
合葬墓与家族墓反映的社会等级
合葬墓和家族葬，从表面上看，是人际关系亲疏远近造成的墓葬种类差异。通常来说，合葬墓指的是家庭或者户的成员合埋一处，而家族葬和家族墓地则涉及血缘关系紧密的宗族成员。这两者都属于墓葬制度的关键部分。在同一个时代，不论墓穴规格如何，其埋葬习俗基本一致，所以，要了解合葬的具体方式，观察最高等级的墓葬最为清晰。先前的文字已经阐述了汉晋期间帝王的合葬习俗：西汉采用分穴合葬，东汉改为同穴合葬，曹魏又恢复分穴合葬，西晋则主要以分穴合葬为主。西汉前期至中期，普遍使用平顶空心砖建造墓葬，当时的合葬形式多为两人分穴（或分室）安葬。
分期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初期，两个单人坟墓相邻排列，这种布局在早期或许最为常见；中期，两座单人坟墓通过通道相连，以便合葬，例如巩义北山口的十二座西汉坟墓，能够分为六组合葬坟墓，以保存较完好的M12和M13为例，这两个坟墓的耳室可以互相通达。第三阶段，采用同墓不同室合葬方式，相邻单棺室之间设置空心砖墙作为隔断，这些砖墙有的设有小门，有的则使墓室前部相连。到了魏晋时期，以前室横向排列为主的单室、双室以及多室墓葬逐渐增多，合葬形式除了延续传统的同室双人合葬外，同墓同室或异室多人合葬也变得相当常见。多人合葬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初期形态是两座单人墓穴通过通道相连，例如洛阳烧沟M28A与M28B等实例。后期形态发展为多人合葬于同一墓穴，但各自位于独立墓室之中，东汉初期有洛阳涧河西岸M14的案例，该墓包含四具遗体，前室安葬一人，侧室安葬一人，后室则合葬两人。东汉中期则可见洛阳庞村M1的例子，此墓同样安葬四人，其中前室两端各放置一人，后室为双人合葬形式。东汉末期洛阳烧沟M1035墓中共有6人安葬，其中前室一侧安葬了2人，双后室分别安葬了3人和1人；洛阳唐寺门M12墓中共有7人下葬，前室的两端分别安葬了3人和2人，后室的两端各安葬了1人。
根据现有东汉末年至曹魏初年高级别墓葬资料分析，常见的是以方形前室为核心的多间砖室墓，多人同穴安葬现象也较为常见，例如大汉冢DM18安葬了三位人士，其中双后室和侧室分别各葬一人；曹休墓中同样安葬了三人，墓主曹休位于后室，其他两人分别安置在两侧室。到了曹魏末年及西晋阶段，多见到方形穹窿顶前后室墓，或仅有单间墓室的情况。合葬形式主要以同一墓室安葬两人为主。
总结
东汉、曹魏及西晋这三个时段的确切划分，在学术研究领域仍存在诸多不同看法。文章主要关注的是墓葬布局，诸如地面构造、墓穴入口、封堵方式以及砖石铺设等细节，而非随葬器物的种类分类与考古研究。这项研究主要关注洛阳地区魏晋时期的墓葬及其陪葬品，旨在探讨这些墓葬所揭示的社会阶层差异，丧葬习俗从简约转向奢靡的演变过程和缘由，以及生死观念和宗教信仰的变迁，从而揭示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并且需要在未来的研究工作中进一步深化和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