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眺轮台奎玉克协海尔古城遗址 作者供图
图为新疆出土的唐代彩绘驼夫木俑 本报记者李韵摄/光明图片
这幅图像展示了在新疆地区出土的唐代人面带微笑的牛头形陶制器皿，由本报记者李韵拍摄，并收录在光明图片库中。
这是新疆地区出土的北朝时期镶嵌有红宝石的带盖金罐，该图片由本报记者李韵拍摄，并收录于光明图片库。
图为新疆出土的北朝时期彩陶豆 本报记者李韵摄/光明图片
吐鲁番高昌城内佛寺遗址 作者供图
【考古中国】
在过去的十年里，新疆地区的考古活动在思想方法上有了显著进步，同时填补了众多空白领域，并且实现了多学科之间的紧密合作，这些方面均实现了显著的进展。
近十年来，新疆地区在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学的研究上取得了显著进展，同时，对史前至青铜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进行了深入研究。此外，对汉晋时期以来的历史遗存进行了丰富的挖掘与阐释，这些工作极大地拓展了历史的时间线，填补了历史记载的空白，并丰富了各个时代的历史记载。新疆地区多元文化的汇聚与融合特点以及其“百川归海”的历史发展轨迹，也因此变得更加明朗。
旧石器时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关键节点
新疆地区在史前时期的重要转折点上，考古发现层出不穷。自十万年前至今，特别是在五万年前这一至关重要的时期，新疆的旧石器时代遗存逐渐显现，其地域特色鲜明，并展现出与东西部地区的文化交流迹象。
新疆境内接连发掘出若干处重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这些遗址中，尤其是距今约五万至四万年的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以及塔城地区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的骆驼石遗址，它们所代表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显得尤为突出和关键。通天洞作为旧石器时代的代表性洞穴遗址，其地层关系清晰可辨，历史跨度较长，遗存众多，对于新疆的旧石器考古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补充了中国在典型旧石器时代中期莫斯特文化类型方面的研究空白。遗址所蕴含的意义揭示了，在该历史阶段，新疆地区率先引入了勒瓦娄哇技术这一石器制作的新方法，这一现象反映了新疆与亚欧西部古老大陆之间的互动与交流，为研究亚欧大陆远古时期人类迁徙、交流与扩散等课题提供了关键性的证据和依据。此外，新疆其他地区遗址出土的石器制造工艺，亦与我国北方地区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因此，这一阶段应被视为新疆地区在旧石器时代中期至晚期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转折点。
青铜时代：以天山为“桥”的交流模式
青铜时代来临之际，新疆及其周边区域交往活跃，途径丰富，其作为交流要道和纽带的属性尤为明显，依托天山形成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模式不断加深。在过去的十年里，新疆西天山区域的考古发现尤为引人注目，准噶尔盆地西部边缘、博尔塔拉河流域以及伊犁河流域等地陆续有新的考古发现。这些发现将新疆地区青铜时代的起始时间向前推进。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温泉县阿敦乔鲁遗址、呼斯塔遗址，以及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等地的考古发现，共同描绘出了大约5000至4000年前新疆地区复杂的社会发展状况和文化交流的景象。阿敦乔鲁遗址及小河墓地等众多考古遗址，作为天山南北地区的一系列代表，揭示了从东至西沿天山一线分布的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遗存。这些遗存各具特色，不仅塑造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交流区域或圈层，而且与周边地区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天山地区凸显了作为交流要道的特性，交流手段亦呈现出多样化和多层次的特点：东西方人群、文化以及物资在此汇聚并相互融合，逐渐形成了当地的传统文化；这些文化的累积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文化的多样性，还为汉通西域提供了时代背景和坚实的基础，同时也推动了新疆地区更深入地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
汉以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
新疆地区在汉代及此后，考古工作在古代城址、丝绸之路沿线的遗迹以及佛教遗址等多个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不仅全面展现了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有效管辖和治理，还生动反映了内地与边疆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同时，它们也描绘了边疆各族人民文化逐渐融合的趋势以及他们对中华文明的积极贡献，堪称新疆考古领域最为突出的成就之一。
在探寻并确立汉代与唐代在西域设立的都护府，如两汉西域都护府、唐安西都护府等历史时期的军事政治布局，以及宋代和元代的城市遗址与佛教寺庙的考古调查等多个领域，均实现了显著的学术成果。
轮台县的卓尔库特古城与奎玉克协海尔古城，奇台县的石城子古城与唐朝墩古城，新和县的乌什喀特古城，喀什的汗诺依古城，以及博乐市的达勒特古城等众多遗址，均位于“丝绸之路”的核心地带。这些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生动地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特色和社会形态，为揭示自汉唐时期起，新疆地区对中央政府及中原文化的认同感逐步加深的历史进程，提供了坚实的考古学依据。
轮台县的奎玉克协海尔古城坐落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部边缘，该城以城墙和内部的土台为结构，城墙的周长大约为900米，残存的墙体高度在1到2米之间。在城内的高台区域，考古学家发现了早晚两个时期的遗存以及房屋等遗址；其中，早先的遗存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的中段，到了西汉初年达到了繁荣的顶点，而西汉中期之后，该城逐渐被废弃。另外，卓尔库特古城位于轮台县城的东南方向，它是一个由内外三重城墙构成的大型遗址。在内城东部的高台北侧，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座高台古城的遗址。该遗址的平面布局大致呈长方形，周围分布着墩台和角楼等建筑设施。这座高台建筑历经了战国至西汉、东汉以及魏晋三个时期的三次大规模修缮与改造，其主体结构形成于两汉时期。根据发掘者的研究，卓尔库特古城在汉晋时期是丝绸之路北线上一个高级别的、规模宏大的中心城市，其地位极为关键。鉴于这两座古城的位置与史籍中记载的西域都护府的“乌垒城”相吻合，并且这些城址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内涵比以往考古发现更为详实，这些发现对于西域都护府遗址的最终确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史书中记载的汉“疏勒城”，或许与奇台县石城子古城遗址相吻合。这座古城坐落在天山北坡的山前区域，顺应地形而筑，占据有利地势。其平面布局近似方形，东西两侧长度约为280米，南北两侧长度约为380米，城内西北角设有子城。西侧设有城门，同时还有角楼、马面、护城壕等防御设施。在城内，出土了众多云纹筒瓦和板瓦，这些器物展现出东汉时期的典型风格。石城子城址位于深涧之东、之南，凭借其天然险要，具有易守难攻的特性，军事氛围极为浓厚。据此，考古学家推断，此地很可能就是史籍中记载的汉代“疏勒城”。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坐落于尉犁县东南部，这里见证了唐朝对边陲地区的有效管控。该烽燧建于孔雀河北岸的一个椭圆形红柳沙丘之上，它由烽燧主体、居住房屋等建筑物组成，是一座完备的军事防御设施。史书记载，烽燧系统于唐长寿元年（692年）开始建造，这发生在唐武威军总管王孝杰收复安西四镇之后不久。为了应对西域军事形势的变动，他在“楼兰路”沿线修建了这一军事预警设施。该设施的使用时间前后大约持续了将近一百年，成为了长城向西延伸的实物证明。
新疆的考古发现，生动地描绘了内地与边疆地区文化交流的壮丽图景。唐朝墩古城遗址坐落在奇台县城的东北部，经过挖掘，揭示了唐代院落、佛寺、景教寺院以及高昌回鹘时期的罗马式浴场等众多遗址，还包括城墙门道等关键遗迹。此外，还出土了包括陶器、瓷器、铜器、玻璃器在内的多种珍贵文物。文献资料表明，这处遗址正是唐代庭州蒲类县的县城，其建设始于唐贞观十四年（640年）左右，并在高昌回鹘时期继续使用，直至14世纪的蒙元时期逐渐被废弃。唐朝墩古城所蕴含的丰富遗迹，生动展现了自唐代起边疆地区多元文化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社会风貌。
西汉时期，中央政府设立了戊己校尉府（位于高昌）、伊循都尉府（设在米兰）、西域都护府（坐落于乌垒），以天山为纽带，将这片区域连成一线，形成了汉代“丝绸之路”上至关重要的地带，这一背景正是“汉通西域”的历史渊源。自两汉时期遗留下来的文化，其深层含义更多地反映了自汉唐时期起新疆地区的特色，描绘出一幅你中有我、多元文化交融的民族交流图景，以及百川汇流、兼收并蓄的发展历程，这既展现了历史发展的真实轨迹，也是认识古代新疆不可或缺的途径。
丛德新，新疆大学的学科带头人及特聘教授，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