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塔里木地区的干尸被称为“小河公主”，她的故事广为流传；而小河墓地的挖掘工作，更是荣获了2004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殊荣。尽管如此，“小河公主”究竟来自何方，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伊弟利斯·阿不都热苏勒与李文瑛在文中提到，小河墓地从外观上呈现出椭圆形的形态，其沙山的高度超过地面七米，长度达七十四米，宽度则是三十五米。沙山表面密集地竖立着一百多根胡杨木柱，从远处眺望，仿佛是一片隐藏在沙海中的茂密丛林。
伊弟利斯·阿不都热苏勒曾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及研究员，李文瑛曾是该所副所长和研究员，如今她已升任所长一职。他们所提及的小河墓地，首次被发现于上世纪三十年代，2000年以后再次被发掘，进而引发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塔里木盆地等地的新疆史前干尸，外界对其充满了诸多疑问。特别是他们与白人相似的容貌、以羊毛为材料的毡制和编织服饰，以及观察到的农业与畜牧业经济，涵盖了牛、羊、小麦、大麦、小米等作物，甚至包括开菲尔奶酪，这些众多“西方”特征的并存，使得科学家们对其神秘的起源长期感到困惑。
10月27日23时，北京时间，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网络版发布了由中德美韩四国联合研究团队所取得的成果。该成果以《青铜时代塔里木盆地干尸的基因组起源》为题。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崔银秋教授是该研究的通讯作者之一，李文瑛同样参与了这项研究。
研究团队对18具干尸的基因组DNA进行了分析，其中13具样本源自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的小河文化，这些文化可追溯至青铜时代的中期，大约是公元前2100年至前1700年；另外5具样本则来自新疆北部的准噶尔盆地，它们可以追溯到青铜时代的早期，即公元前3000年至前2800年。这标志着对新疆地区史前人口进行的首次基因组规模研究。研究团队在论文中指出，这些个体是该地区至今发现的最早人类遗骸。通过对全基因组的分析，发现塔里木盆地出土的这些青铜时代干尸，其遗传特征显示出他们是一个独立发展的本地人群。他们并非外来者，而是源自广泛分布的更新世群体的直系继承者，而这些群体在上一个冰河世纪的末期几乎灭绝。这一群体被称作古代北欧亚混血人种，简称ANE，他们在现今人类群体的基因组中仅存有微小的比例。
这些研究成果推翻了之前关于这些干尸来源的众多猜测，即它们可能源自于如今西伯利亚、阿富汗北部或中亚山区的迁徙人群的后裔。《自然》杂志在同一时期也刊登了由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系Paula N. Dupuy撰写的新闻评论文章，在其中，Dupuy对本文的核心发现进行了深入探讨，并阐述了这些发现对亚洲内陆史前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她坚信，该研究团队已揭示了小河文化的遗传起源之谜。目前，学者们需携手努力，共同深入探讨并阐释亚洲内陆青铜时代的发展脉络及其丰富的文化交流形态。
东西文化交汇、亚欧重要枢纽
新疆，作为古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位于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之地，历经岁月，始终扮演着亚欧各国在人民、文化、农业及语言交流中的关键角色。东西走向的天山山脉贯穿新疆全境，将新疆划分为北疆与南疆两大区域。北疆以准噶尔盆地为特色，而南疆则涵盖了塔里木盆地。
研究团队在论文中指出，位于北疆的准噶尔盆地中央坐落着广袤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沙漠周边分布着广阔的草原，自古以来便是游牧民族的栖息地。而在南疆，塔里木盆地则是一片干燥的内陆海，如今已演变为浩瀚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尽管该地区大多不适宜人类居住，但其中仍存在着零散的绿洲与河流，它们主要是由周边高山的冰川融水和积雪汇聚而成。
值得注意的是，与古埃及精心制作的木乃伊不同，新疆的干尸都是自然形成的。一位来自考古领域的专家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指出，新疆地区拥有大量的干尸，涵盖各个历史时期，这主要归因于当地干燥的气候条件。
论文指出，在塔里木盆地不同地点出土的干尸中，年代最早的有古墓沟墓地（公元前2135年至前1939年）、小河墓地（公元前1884年至前1736年）以及北方墓地（公元前1785年至前1664年）底层所发现的干尸。这些干尸以及与之相关的青铜器时代遗址，因共享相似的物质文化特征，被纳入小河考古学的研究范畴。
小河墓地的全景图可见于《新疆罗布泊小河墓地2003年发掘简报》，该简报由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李文瑛、伊弟利斯·阿不都热苏勒以及李文瑛等人共同撰写。文中详细描述了小河墓地的地理位置，它坐落在罗布泊地区孔雀河下游河谷之南约60公里的荒漠地带，向东距离楼兰古城大约102公里，而向西南则与阿拉干相距36公里。1934年，瑞典的考古学家贝格曼，在一位年逾古稀的罗布泊猎人奥尔得克的指引下，历经数十天的艰辛探索，终于实现了寻找传说中的“一千口棺材”墓地的愿望。这个墓地，就是我们现今所知的“小河墓地”。在那里，贝格曼首次成功发掘了12座墓葬。
贝格曼离开后，在长达60余年的时间里，小河墓地隐蔽于罗布泊荒漠的偏僻角落，无人能够寻访。直至2002年年末，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启动了对小河墓地的考察项目，并对其中的4座墓葬进行了初步挖掘。紧接着，2003年12月，对小河墓地的全面挖掘工作拉开序幕，直至次年3月，总共发掘出33座墓葬。2004年9月至2005年3月期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携手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共同开展了考古发掘工作。他们成功挖掘了130座墓葬，并最终完成了对该墓地的全面发掘。在小河墓地，他们共发掘出167座墓葬，出土的文物数量多达数千件。
小河墓葬的安葬方式颇具特色，与亚洲内陆其他类型的墓葬习俗迥异。每一座墓中均竖立着一根立木，构成了一幅宛如枯萎胡杨林般的景象。墓葬内，棺材由牛皮严密包裹，部分棺材上悬挂着牛头，另有部分则随葬有牛头。剥去牛皮，上方覆盖着若干小盖板，移除这些盖板后，墓内的尸体便显露无遗。棺材是简单的两个侧板，前后挡头挡尾，这样正好把它铆了起来。
小河墓地中，那些标志性的带桨船棺上覆盖着牛皮。其中，有一座墓保存得相当完好，墓主在离世时嘴角还挂着微笑，被誉为“小河公主”。这座墓在学术研究中被标识为M11，其墓主为女性。图片展示者为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李文瑛。伊弟利斯·阿不都热苏勒曾这样描绘这位女子：她的脸庞呈卵圆形，栗色的长发披肩而下，鼻梁小巧精致，嘴唇丰满动人，宛如沉睡中的天使。多年来，这具女尸连同小河墓地的一批珍贵文物，在我国多座城市以及日本、欧美等地巡回展出，引发了极大的关注。媒体与公众纷纷对其绝世容颜赞叹不已，将她誉为“小河公主”。
小河干尸的脸上、身上普遍覆盖着一层乳白色的浆状物，这层物质的目的究竟是用于防腐，还是别有深意，目前尚需通过科学手段进行鉴定。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李文瑛提供的图片揭示，小河墓地M11号墓葬中发现的一具女性干尸引起了广泛关注。从考古学的视角分析，这具干尸所蕴含的“西方元素”的来源，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热点话题。众多学者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各种推测。在相关论文中，作者列举了诸如颜那亚人/阿凡纳谢沃人草原假说、绿洲假说以及亚洲内陆山脉走廊岛屿生物地理学假说等多种可能性。该假说提出，阿尔泰-萨扬山脉一带的青铜时代早期居民，与阿凡纳谢沃人有着密切联系，他们是通过准噶尔盆地这一通道扩散至塔里木盆地的。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这些人群在塔里木盆地建立了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的聚落。
第二种假说提出，塔里木盆地最初是由来自阿富汗、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沙漠绿洲农民（BMAC）迁徙至此，这一观点的主要依据是这两个地区的农业与灌溉系统存在高度相似性，这体现了对沙漠环境的良好适应能力。此外，还有证据表明，这两个地区在仪式活动中都曾使用过麻黄。
IAMC岛屿生物地理学假说提出，小河的早期居民最初源自中亚的高山地带。
然而，在他们的论文中，作者们提到，最新的考古基因组研究揭示了西伯利亚南部青铜时代的阿凡纳谢沃人以及IAMC/BMAC群体所拥有的独特遗传标记，这些标记与亚洲内陆的农业畜牧之前的狩猎-采集人群存在显著差异。
因此，他们坚信，通过考古基因组学的方法对新疆青铜时代居民进行深入研究，能够有效重构准噶尔盆地与塔里木盆地的人口演变历程，以及青铜时代小河地区的起源问题。
基因上是独立的，但文化上是世界性的
研究团队对新疆地区出土的18具干尸进行了DNA分析，其中13具干尸源自新疆南部的塔里木盆地小河文化，这些干尸的年代可追溯至青铜时代的中期，大约在公元前2100年至1700年之间；另外5具干尸则来自新疆北部的准噶尔盆地，它们的年代可上溯至青铜时代的早期，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至2800年之间。
他们对塔里木盆地7具干尸的牙齿进行了检测，观察了其中的矿化斑块，并从中提取蛋白质，以此为基础来恢复这些古人的饮食习惯。
在这项关于新疆青铜器时代考古遗址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他们的分析数据与之前提出的三个假设存在显著差异。实际上，塔里木盆地出土的干尸并非外来者，而是源自一个曾经广泛分布的更新世群体的直系后裔。这些群体在上一个冰河世纪的末期几乎全部消失。这一群体被称作古北欧亚人（ANE），在现有人类基因库中仅存有微不足道的部分，而西伯利亚及美洲的土著居民中，这一群体的基因占比最高，大约达到了40%。研究表明，相较于现代人类，塔里木盆地的干尸并未显现出与任何全新世其他人群的基因融合迹象，反倒是呈现出一种全新的基因孤立状态。在迁入塔里木盆地定居之前，他们可能遭遇了极其严峻且持续时间漫长的基因瓶颈期。
为了深入探究欧亚大陆内部遗传演化的脉络，考古学者们长期致力于搜寻全新世的ANE人群，而他们竟在最为出乎意料的地点揭示了一项新发现，首尔大学生命科学学院Jeong教授作为研究通讯作者之一如是说道。
值得关注的是，与塔里木盆地的情况不同，其相邻的准噶尔盆地最早的居民群体并非仅限于当地居民的子孙，他们还包含了西方草原牧民的后裔，即阿凡纳谢沃人。这个群体与早期青铜时代的颜那亚人存在着显著的遗传关联。研究团队指出，这些新发现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颜那亚人祖先向东方迁徙历程的认识，同时也揭示了他们在首次遭遇亚洲本土居民时，基因交流与融合的具体情景。
研究还指出，尽管塔里木盆地的居民在基因层面是相互隔离的，但在文化层面却并非孤立。通过对他们牙石中蛋白质组的分析，我们发现当时的人们已经采用了牛、绵羊和山羊的放牧方式，并且对周边文化的差异、烹饪技巧以及相关技术有着深刻的理解和应用。
尽管在基因层面上彼此独立，然而塔里木盆地的青铜时代居民在文化层面却展现出极高的国际化程度——他们不仅享用来自西亚的小麦和奶制品，还以东亚的小米以及中亚的麻黄等药用植物为食。这项研究的通讯作者之一，哈佛大学的人类学教授，同时也是MPI-EVA研究小组的负责人，博士这样表示。
论文指出，通过综合分析这些发现，我们可以推断，小河文化的开创者对塔里木盆地以外的各类技术和文化有着深刻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
重建塔里木盆地干尸的发现，对我们对该地区的历史认知带来了颠覆性的改变。我们计划对其他时期的古人类基因组进行深入研究，以期更全面地掌握欧亚大草原上人类迁徙的历史脉络。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崔银秋教授作为该研究的另一位通讯作者，如是补充。
Dupuy在新闻与观点文章的结尾部分同样指出，南疆与北疆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叙述表明，即便是对古代DNA进行最详尽的分析，也无法全面揭示那些对考古研究至关重要的文化行为和抉择。她觉得这项最新研究成果，为塔里木盆地那独特且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河流文化，以及准噶尔盆地居民群体的描绘，提供了一个案例。这个案例表明，文化观念和新技术在亚洲区域内得以传播，并经历了多次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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