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之死：张季鸾死后的政治与集体记忆
本文发表于《国际报》2015年第12期，是2013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大公报》与中国人集体记忆研究”的研究成果新闻界”（项目编号：）。
作者
郭恩强，华东政法大学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上海
文本
彼得·伯克（Peter Burke）曾经说过，关注记忆社会史的历史学家需要确定社会记忆的选定原则，并注意它们如何因地区或群体而异，以及它们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那就是认识到记忆是如何形成的，谁形成了记忆，它们过去或现在的用途是什么，以及它们是如何变化的。 （Peter Burke，2013：51）伯克的担忧可以概括为：谁塑造了社会记忆（或集体记忆、公共记忆），机制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它是如何演变的？等待。本文将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围绕彼得·伯克提出的上述问题，对张继銮之死进行探讨。
一、记忆塑造与身体政治：各方对张吉鸾之死的反应
1941年9月6日凌晨4点，《大公报》创始人、董事总经理、总撰稿人张继銮因严重肺病入院7天后在重庆市中心医院去世，享年54岁。张继銮去世第二天，《大公报》在头版刊登了简短的“悼念公告”。张吉銮的挚友、陕西人于右任发表悼念文章，强调张吉銮报国的烈士精神。据说，张临终时的表情“清晰明朗，仍显出英勇斗争的色彩”。于右任还将张之死比作抗战后各地“英勇而明智”的记者们“为工作殉难”。他认为，抗战以来，张“不顾贫穷、不顾疾病、不顾死亡”，只想着国家和自己的立场”，取得了“对后世影响很大的个人成就”。他的言论在国内和国际上地位崇高。他无疑是“一代记者”的典范。（大公报，1941年9月7日）于右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高级官员。国民政府，为张季鸾之死的意义定下了基调。
张季鸾生前与国民政府高级官员关系良好，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张吉銮就与蒋介石交往密切，逐渐巩固了他作为国民党领导人的地位。张去世前一天，蒋介石亲自到医院探望，并对张去世表示唁电。
一代宗派季鸾先生，赤诚爱国，忘劳累累，以致干劲疲惫。握手依然温暖，但我突然听出了感激之情。此人待遇不高，全世界都悲伤。有很多言语来表达我的哀悼之情。我特地给你发了一封电报表示哀悼，但我忘了表达哀悼。江中正宇。 （大公报，1941年9月7日）
报业大师张继銮与大公报
有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的关注和表率，其他政府高层才会有基础关注张季鸾之死。在随后以“吊唁”形式发布的大量唁电中，国民政府党政军官员名单几乎与新闻人物和社会组织名单平行。这些以朋友或政府官员的名义发出的吊唁信，表明高层希望利用张季鸾的去世，带领各界在文化宣传领域做出表率，凝聚起抗日精神。战争。
针对社会各界对张季鸾逝世的普遍关注，9月26日，即张季鸾吊唁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发布表彰令，重点关注：张季鸾的性格和历史以及新闻业的成就；工作和成就；以政治身份为国家政府参与和审议政治做出贡献。这一表彰令传达了政府对张吉鸾逝世事件的关注态度。
作为国民党在抗战期间最大的国内对手和合作伙伴，中共对张季鸾之死的态度也值得深思。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此前只将《大公报》或张继銮视为争取的中间力量。虽然皖南事变让国共关系跌入谷底，但对他们来说，《大公报》及其高层被视为国共对话的关键。沟通的中介平台意义重大。因此，中共将张季鸾之死视为缓和国共关系的契机。张继銮去世第三天，《大公报》发表了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的联名唁电，其中写道：
季鸾先生是文坛巨匠，报业大师。忠于国家、立志表达、接受是读书人的高尚作风。不料，他积劳成疾，又回到了道山。声音已经沉寂，音乐不再奏响，天才也仅限于中等生命，哀悼是没有用的。我谨表示沉痛哀悼和诚挚慰问。 （大公报，1941年9月8日）
将此唁电与蒋介石此前的唁电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两者高度相似。延安领导的唁电是用半文半白的字写的，态度直爽、明确。他利用张季鸾的官职身份，向国民党传达“团结抗战”的政治方向。总体而言，中共希望利用张季鸾之死向国民党发出积极的政治信号。因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高层官员会以国民党对张季鸾之死的态度为基准，高调地为他参加纪念活动。
《大公报》和新闻界对张季鸾之死的反应，体现了记者作为“解读共同体”对叙事力量的有效运用。 （，1992）一方面，大公报博物馆举办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通过发表定调性的评论、亲朋好友、政府高层和社会各界的吊唁，以及专门设立《季鸾先生的悲伤》的版位，营造了浓厚的哀悼气氛。重庆.另一方面，《大公报》则强调张继銮的“一生成就”、“全身心投入报业”，以及“在新时期坚守中央舆论阵地”、毕生报国的职业精神。病中的“抗日战争”，以及作为“同事的良师益友”、“国家新闻界的前辈、政府的批评家”定义了张继銮的职业角色。
在新闻界的评论中，《申报》认为，张吉鸾去世的消息“从中国新闻界的角度来看，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因为张是“中国报业的领军人物”、“中国报业的先驱”。新闻业”。最能代表中国民意、最能表达国家意志的人。”
作为张吉銮的家乡，陕西政府和地方的表现也值得关注。 1941年9月9日从西安发往重庆的一封专电描述，当张季鸾去世的消息传到他的家乡时，“各界人士，无论是知道的，还是不知道的，都表示痛惜，深切哀悼，尤其是士绅。”除了发文表示哀悼，刚刚上任仅两个多月的陕西省主席熊斌在记者面前“落泪”，感叹自己“至死未能相见”。 ” （大公报1941年9月10日）与此同时，陕西省的参加者和各界绅商也发起了举办追悼会的活动。
国际方面，除了各国驻华使馆人员发来吊唁外，一些外国驻华报纸和记者也发来唁电表示哀悼。比如《米勒评论》主编鲍威尔就发来消息表达钦佩之情。他说，他和张季銮是1937年在天津认识的，但“从那次见面后，我一直对张先生怀有极大的敬意”。 （大公报，1941年9月24日）
二、记忆分享与强化：抗战背景下的烈士记者追悼仪式
1941年5月15日，中国新闻学会在重庆为《大公报》荣获密苏里新闻奖举行庆祝晚会。张继銮不仅向“上海等地为国捐躯的同志”提出慰问，还为为国捐躯的同事举行默哀仪式。这些做法提醒国民政府官方应该如何对待为国捐躯的战时媒体人员。这种做法也成为几个月后张季鸾去世时的极度悲痛和荣耀的隐喻。对于为国捐躯的人，尚无国家级纪念范式可供参考，但对为国捐躯的“烈士”的丧葬仪式却有规定。如抗战中张自忠阵亡后举行的隆重安葬活动。与张自忠不同，张季鸾不是一个在战场上为国捐躯的军人，而是一个以笔为武器的学者。在抗战的困难时期，文化界无疑需要张自忠这样的烈士人物。被视为新闻界“一代宗师”的张继銮，有潜力被塑造成抗战文化符号。
张吉銮去世后不久，中国报业协会、重庆报业联委会发起追悼会。 《新民报》和报协理事提议，报界向政府请愿，为“为国家社会文化事业做出贡献的记者”举行“公葬仪式”。在这些从事新闻职业的人看来，张季鸾之所以要“公开埋葬”，是因为“社会上炫耀名气的人多，标榜事业的人少，赏赐政治军事的人多，许多人奖励学术文化。”从事新闻工作的人要么“没有有价值的事实可以炫耀”，要么“尽管对社会和国家做出了贡献，但最终被世界所忽视”。于是，“无知之人争相争朝”，影响了新闻事业的“大进步”。这里的潜台词可以理解为，张季鸾之死有很多为中国新闻事业和文化事业树立象征的潜力。
张季鸾追悼会现场。
张去世九天后，《大公报》全体员工举行了公开追悼会。纪念仪式和身体练习是使共享记忆成为可能的两种重要的传播行为。因为有关过去的图像和记忆知识是通过（或多或少的仪式性）表演来传达和维持的。 (, 2000:40) 为了向公众传达这一仪式表演，《大公报》于第二天对纪念仪式进行了详细报道。上述仪式也符合维德里的判断。身体的意义并不在于其本身，而是通过与死亡的文化联系，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构建特定死者的重要性。 （1999：28）就在大公报馆举行公祭仪式两小时后，重庆报业联合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与中国报业协会联合请愿政府表彰张吉銮等问题。 ，为他举行公开葬礼，并向张氏家族幸存者表示哀悼。 。 （大公报，1941年9月16日）
1941年9月26日，更大规模的张季銮公祭仪式在重庆嘉陵饭店举行。对于为国捐躯的“准烈士”举行的公共追悼会，仪式必须通过现场的有形结构进行观察。观看甚至触摸纪念碑是与死者联系的一种方式，也是减轻家人丧亲之痛的一种姿态。 （洪昌泰，2008）在重庆的另一个地点，新闻界还为张继銮举行了公开追悼会。不同空间、不同地点的人和事，在庄严的纪念张季鸾的仪式上相互联系在一起。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的行动无疑做出了榜样。全国党政、军队、文化、教育、新闻界也纷纷加入悼念活动。
1942年，张继銮在西安安葬仪式隆重而隆重。灵柩从重庆运抵重庆的当天上午，重庆各界又举行了公众追悼活动。随后，成都、陕西宝鸡、咸阳等地举行了公众追悼会。张灵柩于29日下午抵达西安西郊，并举行安葬仪式。
四个多月后的9月5日下午3点，全国新闻界代表、中国新闻学会代表以及陕西省各界人士3000余人在兴山举行了张继銮葬礼前最后一次公开追悼会。寺庙。 《大公报》西安通讯对蒋参加追悼会的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
……五日下午五时（蒋）乘一辆轻型马车而来，停在灵芝兴善寺，祭奠他。本报社总经理胡正智先生与张凤辉先生、彭兆贤先生及公众葬礼筹委会成员在兴善寺迎接葬礼。身体健康的蒋介石缓缓走进后厅，频频向迎接他的人们点头致意。进入纪念馆后，追悼仪式在哀乐声中开始，公葬组委会全体成员陪同出殡。蒋主席亲手献上三件祭品，张佛干先生宣读了祭文。蒋主席向季鸾先生灵柩赠送礼物。侍从们三鞠躬，默哀三分钟，奏哀乐。仪式结束后，蒋主席入灵。他在面前，用手揭开了灵帘，看着死者，在东厢中坐下，将哲学家、学者季鸾先生抱到他的膝前，抚摸着，问道，请他好好学习，安慰张夫人，就住进了他的住处。一一询问。坐了大约20分钟后，我们就回到了营地。 …（大公报，1942年9月25日）
康纳顿认为，仪式是一种表演性语言，这种表演性话语被编码在不变的姿势、手势和动作中。在仪式中，身体按照规定的程序被赋予适当的姿势和动作。 （康纳顿，2000：66-67）同时，对于生活在礼仪霸权下的中国人来说，面对演员的形体展示，只有感觉与知觉的得体、情感与认知的和谐，他们可以一起工作吗？为“标准”和“自然”的氛围铺平道路。 （司徒安，2014：18）这种通过身体刻出来的“标准”氛围，往往能达到最好的社会记忆效果。在上述《大公报》对蒋介石参拜张季銮仪式的详细描述中，蒋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的传统姿态和动作，再次向读者展示了彬彬有礼的下士形象，强调传统礼仪，以及一位严肃而热情的国民政府领导人。 。
张季鸾墓
9月6日下午1点，张继銮逝世一周年之际，在西安城南容林寺墓地举行了公葬仪式。墓前人山人海。面对这一场景，它对应了哈尔布瓦克斯的洞察：是同时代各个群体的成员通过参加葬礼或纪念聚会来创造自我，期间他们一起吃饭、一起喝酒、一起交谈、交换礼物或信息。彼此。确定一群与死者有某种联系的哀悼者可以让集体思想在想象中重新上演，从而避免过去在时间的迷雾中慢慢飘散。 （，2002：引言 43；1999：108）
三、记忆的传承与重构：张季鸾迁葬话题中的记忆协商与竞争
革命常常涉及迅速消除过去政权的象征并用新的象征取代。 （洪长泰，2008）与台湾民众津津乐道国民党政府权力系统高调干预张季鸾公葬事件相反，1949年后国共敌对关系使得张季鸾和他的公开埋葬话题在中国大陆更受欢迎。它已经成为一种禁忌，造成一种“社会性遗忘症”或“结构性遗忘”（Peter Burke，2013：60；李洪涛、黄顺明，2015）。然而，在随后的激烈政治斗争乃至文革后的改革开放时代，时空背景的变迁，让围绕着破坏、修缮、维护、搬迁的记忆和话语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张吉銮墓地。吊诡的是，与1942年有些相似的是，当代张季銮墓地的物理空间面貌除了不断重塑之外，在文化意义的理解上也有各种力量的介入和竞争。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张季鸾之死及其历史记忆在后文革时代被各方反复利用。
从空间面貌来看，解放后的各种政治和群众运动，严重改变了张墓的面貌和空间。运动中砸毁纪念碑、毁坏墓地的行为具有明显的政治象征意义。在20世纪90年代文革后市场经济时代，墓地已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障碍。另一方面，在私人能够主张经济权利的背景下，张吉鸾后来的亲属也重新刻了墓碑，凸显了重点。领导人的挽联和吊唁，彻底抹去了国民政府时代的痕迹。 2014年，张继銮墓迁回榆林，新墓地被当地政府打造成一座具有现代主题公园风格的森林公园。
张吉銮在西安的墓地被占领，他最终搬回了榆林。
在文化意义的解读和理解上，张季鸾公葬的历史记忆以及当代墓地的变迁也被不同主体通过各种渠道重新解读或利用。张继銮之死的当代记忆主体和渠道包括媒体报道（书面）、行业协会宣传（机构）、高校教学、研究和传播（教材、公开课）、事件目击者的口述等。 。回忆（故事和传说），地方政府积极推动（拍摄纪录片、修建纪念馆、出版传记材料）。正是这些有着不同背景和动机的社会行动者，利用各种记忆媒介，共同塑造了张吉鸾的历史辉煌。
由于大众媒体的介入，张吉銮墓地的现状和历史在21世纪初重新进入公众视野。比如一些探访、祭拜、纪念等活动以及搬迁问题的讨论等。一方面，记者在报道中大量使用了张季鸾去世的史料，使其成为带有“语义标记”的新闻焦点，从而激发人们对特定历史背景和人物的集体记忆。 （郎和郎，1989）另一方面，媒体对张季銮公葬墓地的历史记忆和现状看似中立、客观的描述，实际上蕴含着对新闻业“黄金时代”及其前辈的怀念和想象，以此来反思当代新闻职业的现状和身份等问题。
通过对历史上公葬仪式的详细描述，反思张吉銮及其墓地目前的尴尬，这几乎是所有大众媒体报道的典型模板。通过这种对比的叙述，我们缅怀过去记者的辉煌时刻，也反思当代记者的职业失落。
当代媒体越来越多地哀悼张季銮的去世，他的职业动机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随着商业市场逻辑对媒体的侵蚀，记者的职业道德和道德问题在21世纪初逐渐受到官方关注。张继銮作为旧式民间报人的典型，也成为政府公开竞相争夺的职业典范人物。在此背景下，张墓成为官方的记者教育基地。每年清明节、记者节、张季鸾逝世纪念日等，记者协会（特别是陕西省）都会组织纪念活动。纪念仪式重新点燃了对新闻职业过去的记忆，但其从业者也试图对过去强加某种解释，塑造记忆，从而构建社会身份。 （彼得·伯克，2013：53）这种打着专业话语幌子的“强加”解释淡化了可能存在的意识形态冲突。
2008年4月5日，陕西省内外媒体代表绕行瞻仰张继銮墓，表达敬意。
在当代重建和争夺张季鸾集体记忆的过程中，陕西地方政府表现突出。张吉鸾祖籍所在的陕西榆林，成为宣传张吉鸾纪念活动的主角。正如沉艾迪所说，当权者会意识到，纪念特殊的死亡可以成为向社会发表声明的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 （，1998）同样，榆林地方政府为了实现地方目标，对张继銮纪念活动实施了一系列“文化操纵”（裴一力，2014：引言10）行为，主导墓地搬迁和各种纪念活动。活动。 ，并用它们来证明官方可接受的值。
在参与张吉鸾集体记忆重建和协商的各方中，大学和研究学者也成为积极参与的重要力量。与新闻界类似，大学也积极从张季鸾之死中汲取文化资源，两者甚至相互合作。如扫墓、举办纪念活动、建设张继銮新闻中心、成立张继銮新闻研究所等。同时，学者们还要建设张继銮研究数据数据库，创建张继銮研究期刊、网站，并设置趁条件成熟设立“张继銮新闻奖”，充分弘扬张继銮新闻思想和办报实践在“全媒体时代”和当代价值观的积极意义。可见，在新媒体时代，如何向公众重新解读和更新关于张吉鸾的集体记忆，大学研究机构和教育工作者拥有与其他行动者不同的解释权。
4. 结论
1941年前后，人们对张继銮逝世的公祭和安葬纪念活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抗战背景下，大公报、新闻界、国共两党、中央和地方政府等各方出于不同的情况和动机，参加了纪念张季鸾的活动。死亡。最终的效果是，各方通过发表纪念文章、发布吊唁信息、举办纪念活动，共同构建了烈士记者的文化符号形象。基于由此形成的集体记忆评价，后世各方或赞扬或贬低、或夸大或隐瞒，表现出对这一事件的不同理解。
然而，通过分析，我们也可以发现，与以往类似话题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同，记者张继銮之死与同期抗日名将张自忠之死相比，更多地展现了中国新闻职业的特色。与武术家张自忠相比，作为学者、报人的张季鸾在记忆塑造的主体、记忆塑造的手段、解读等方面，更清晰地展现了新闻职业叙事力量的灵活运用。的记忆的意义。尽管政治权力一直是前人研究的焦点，但通过1942年张季鸾公葬仪式背后的运作细节，我们也可以看到集体分享仪式背后行政权力体系的深度介入。 [i] 然而，对比1942年前后《大公报》和报刊的公开报道，我们可以发现，为了不让这些“幕后”细节冲淡公葬仪式的庄严、神圣和隆重，行政权力的运作可以通过媒体有选择性地叙述。隐藏或淡化。
行政权力运作的痕迹通过媒体叙事被掩盖或淡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经济、文化等力量在塑造集体记忆中也有盛有衰，相互纠缠、纠缠。与强调政治的单一因素不同，张季鸾的例子表明，当代中国围绕1942年张季鸾公葬的记忆不仅充斥着政治权力的运作，还夹杂着文化、资本等复杂逻辑。 ，以及职业要求。这反映在后世不同时期不同主体的记忆和言论中。张季鸾的公葬仪式不仅是学者、文人受到中央政府和最高领导人礼遇和尊荣的标杆；在政治斗争风起云涌的时代，也成为反动知识分子及其家属勾结反动政府和反动领导人的犯罪证据；在文革后改革开放时代，它成为纪念民国新闻“黄金时代”的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故事和传奇，并成为地方政府的证据来源。文化项目也成为国家行业协会努力利用的专业文化资源。这一事实也超越了建国后文化宣传领域的强力部门，负责发现中国革命传统文化的主要控制主体。 （裴一力，2014：引言10）由于与上述判断不同，张继銮墓地维护搬迁案表明，在后文革时代的非革命传统领域，不仅参与文化操纵的受试者，以及以市场为导向的公众，媒体，新闻界与官方背景，高等教育机构以及地方政府，甚至参与事件的证人的协会；此外，对操纵对象的含义的理解也是复杂而多样的。
本文是缩写版本。单击[读取原始文本]以免费从“国际出版社”的官方网站下载完整的PDF版本。
图片来自网络
（此问题的编辑：Nana）
[媒体和社交记忆]特殊主题
作为一个重要的记忆机构，大众媒体不仅制作和流通于过去的文本和图像，进行纪念仪式并在不同历史场景中构建记忆空间，而且还通过“重新审视”过去的“介入”，从而塑造了民族和国家。社区身份。新闻媒体的“同时性”与记忆的“历史性”之间存在自然的张力，这也带来了媒体记忆研究的理论意义。
He 和其他人在这个特殊话题中的论文发现，当地媒体关于“重庆轰炸”的纪念报道将战争创伤与“民族羞辱”的叙述联系起来。郭·恩奇安格（Guo ）通过复杂的游戏和在塑造，共享，继承和重塑张·吉鲁安（Zhang ）形象的过程中探索了中国现代和当代集体记忆的形成机制。
媒体不仅构建了家庭和国家的记忆，而且还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从而增强了自己的文化权威和社区意识。 Chen 和Bai 分别采用了Yang 的纪念活动，当时他去世时，以及 Daily Daily 18周年的“口述历史”作为研究对象。他们每个人都代表着一个重要而有趣的“纪念机会”。 Li 和Huang 超越了个人或组织案件，专注于“记者日”，这是一个日常和仪式的“热门时刻”，以研究新闻界如何通过撰写“新闻历史”来重现传统和模型。
本期文章：
李·洪托（Li ），黄回家。 “重建传统和重塑模型 - 历史写作和记者日论述中的集体记忆”
Chen 。 “边界在媒体记忆，专业怀旧和文化权威中区分 - 以纪念前CCTV董事Yang 死亡为例的话语为榜样”
Bai 。 “作为解释性记忆社区的记者：“南杜尔口述历史”的研究”””
郭恩清安。 “记者的死亡：张·吉鲁安（Zhang ）死后的剩余政治和集体记忆”
他贾平，王杨芬，马·林扬。 “苦难和民族屈辱的建设：集体记忆“重庆轰炸”的媒体话语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