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记者 李云 王小飞
如今，考古与科技的交叉融合不断深化。除了结合植物学、动物学、化学、物理学、地质学和环境学等众所周知的研究方法外，还应用生物学和生命科学等前沿学科的最新技术。他们还投入对古代文物的分析研究，为探索中国人类起源、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统一多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科技分析基础。国家。技术正在重塑现代考古学。
图为“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用于水下考古数据采集。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 摄
DNA破译历史密码
当考古学有了科技的赋能，就能帮助人们拨开历史的云尘，一睹古人的生活。
刻在古代DNA上的人类进化史可以填补人类历史上缺失的环节。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付巧梅介绍，古基因组学的最新实验技术和分析方法可以从生存了数千年、上万年的人类化石、骨骼遗骸或地层沉积物中提取数据。年。甚至数十万年前的人类DNA，探索人类起源和进化的历史，破译已灭绝的古人类与现代人类的遗传关系。
“我们团队解码了迄今为止已知的东亚最古老的现代人类——四万年前的‘天元穴居人’的基因组。通过基因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天元穴居人’已经是东亚人了。”同时，我们还发现了它与古代欧洲人的联系，让我们看到了东亚史前人类的多样性。”付巧梅说。
此外，古代DNA研究还证实了我国古代福建人与南岛人的同源性，揭示了新疆和青藏高原人多样且相对连续的基因结构，帮助人们追溯根深蒂固的基因结构。通过遗传线索了解历史。从基因中窥见的历史真相，一部人类迁徙、进化、融合的壮丽史诗。
科技不仅可以帮助人们追寻远古人类在地球上的足迹，还可以帮助人们还原中西文化早期交流的事实。
西周中后期的“礼制改革”不仅体现在青铜器上，还体现在珠饰上。西周珠饰中的新材料有两种，一种是烧制滑石珠，另一种是琉璃砂珠。 “釉烧滑石珠作为最早的人造玻璃质材料，起源于西亚或南亚并流传到世界各地。烧成后，滑石珠的硬度和颜色都会得到改善。”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杨益民教授介绍。
河西走廊和中原地区均发现有烧制滑石珠。他们是如何千里迢迢来到中国的？杨一民介绍，考古学家对小河墓地出土的烧制滑石珠上残留的绿色釉料进行检测分析后发现，釉料成分与印度哈拉帕文化烧制滑石珠的成分接近。 “因此，我们推测，烧制滑石珠的工艺可能是从印度河流域经中亚传播到南疆小河墓地地区，再到哈密以东的天山山脉，再到河西走廊，再从甘肃、青海地区到中原地区。”杨一民说道。
人们借助科技，破译了珠内宇宙，揭开了远古中外交往的一角。
深海考古梦想成真
破浪前往九重深渊寻找“利龙下巴珠”，一直是考古工作者多年来的梦想。然而，“多年来，由于我国深海技术的限制，我国的水下考古工作一直局限于40米深的水域，这极大地阻碍了我国水下考古向深海的推进。”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建中说。
近年来，随着我国深海科技的快速发展，这一梦想终于实现。
2018年4月，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海南省博物馆联合开展国内首次深海考古调查，标志着我国深海考古事业的正式起步。 2023年5月，这三个单位联合实施了“南海西北坡1号、2号沉船考古调查”，开启了中国深海考古的新篇章。
在南海西北坡两艘古沉船考古调查中，首次布设了水下沉船遗址永久基点，并采用长基线定位技术进行位置标定，大大提高了水下沉船遗址的定位精度。考古工作和数据记录。潜水抽沙装备和软性机械手提取等先进装备充分展示了我国深海科技与水下考古跨界融合、相互促进的光明前景，标志着我国深海科技的应用人文领域探索技术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长江口二号沉船的一个双耳细颈瓶里塞满了50个小杯子，中间垫着稻壳。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研究馆员翟阳说：“通过DNA研究等方法，我们发现这些稻壳应该来自江西。由于瓷器来自景德镇，我们推测这些瓷器来自景德镇。”双耳细颈瓶是在江西制造的，然后运到上海。”小稻壳为恢复长江口二号货物的贸易运输路线提供了线索。
恢复船上的社交生活需要技术的帮助。 “船上有一个储罐，我们从它的沉积物中提取了十几种中药材的DNA，这些药材可能是当时使用的消炎药。”翟阳说，围绕长江口二号沉船遗址的埋藏过程及其与北港航道的关系、航线及货物贸易运输路线、社会生活等课题，设计了系统的科技考古研究方案。船舶、沉船遗产等功能区，涉及沉积学、埋藏学、生物学等多个学科。交叉融合，运用多种技术手段，提取并解读了沉船“时间胶囊”的历史信息。
未来，科技将讲述更加细致、立体、生动的长江口二号沉船故事。
科技插上翅膀，助力考古展翅翱翔
如今，科技与考古的融合已是大势所趋。各种科学研究方法深入介入考古工作的田野调查、勘探、发掘、整理等全过程的各个环节，为解决重大学术问题提供了重要帮助。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陈星灿表示：“技术考古各个领域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话语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技术考古学研究体系。考古研究水平，扩大考古研究的外缘。”
然而，考古科技手段的应用虽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仍存在一些深层次的共性问题尚未解决。陈星灿表示，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基础性、原创性成果较少，特别是在高效率、高精度、高分辨率的考古信息提取和解释方面；研究团队规模较小，研究设施和硬件缺乏”。不完善，导致科技与考古融合能力不足，野外考古与实验室研究的“两张皮”现象依然存在；样本采集、检测、分析标准体系有待完善；多学科团队聚焦重点部位研究 示范案例较少；考古大数据研究进展缓慢；考古数据的价值解读与其国际传播工作和国家需求之间还存在差距。”
对于传统考古学与技术考古学的关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认为，两者需要融合，最终融为一体。 “技术分析应该成为考古学的常规实践和方法，成为考古学的普遍做法。”方法论；考古学的理论阐释和专题研究，要为科技分析提供问题导向，为分析提供材料，为科技分析结果提供出路。”高兴认为，未来，技术考古学将成为考古学的一门常规课程。考古教学。
未来科技与考古的联系在哪里？高兴分析，可能在于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他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会渗透到考古调查、发掘资料收集、数据分析、甚至论文写作等领域，但不会完全取代人工操作。他还指出，人工智能技术“协助人类制定调查发掘方案、材料分类、碎片组装和文物回收，包括考古测绘、测量、各种痕迹分析等，其标准化和客观性有助于纠正人类的主观性”。认知偏差”。
数字技术也可能成为行业的“硬核”配置。在高兴看来，考古行业将日益数字化，图片、文字等资料的电子数据库将成为考古机构的标配。 “行业间将建立数据标准和互操作指南，逐步实现共享共建，考古研究要逐步摆脱地域和语言的限制。”他认为，在不久的将来，生产加工能力将得到提升。有效数据的质量、数据的质量和数量、知识产权数据的归属、对数据共享平台的贡献等都将成为评价考古研究机构和高校研究水平的重要因素。
科技与考古已经结下不解之缘，两者深度融合也是大势所趋。相信以后他们会变得更加“如胶似漆”。给考古学插上科技的翅膀，将不断拓展我们对中国几百万年人类历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认识。
《光明日报》（2023年8月21日第9页）
